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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静（Liu Jing）是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北京中华文化学院的讲师，法学博士。她的研究方向包括华人华侨与社会治理。这篇文章发表在《华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本文探讨了海外华人华侨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潜在逻辑。文章从经验、学理和实践三个层面分析了华人华侨如何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多样化的共同体形态，并对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思维。
主要观点
海外华人华侨通过聚居到散居的社会事实展示了构建共同体的可能性。早期移民在异域生存中依靠“我群”力量形成了不同的华人社区，呈现出“类共同体”形态。例如，在东南亚地区，中国早期移民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特殊族群，如土生华人族群“峇峇”“娘惹”。而在欧美社会，“唐人街”作为聚居社区不仅为早期移民提供了归属感，还促进了经济共同体的形成。随着新移民不断涌入海外，离散的华人社群开始走进全球视野，呈现出多维元素主导的“想象共同体”，如方言社群、宗亲社群等。
凝聚力是群体建构共同体的基本要素，也是华人华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源泉。首先，客观的族群符号为个体提供了身份边界意义上的直觉。其次，文化认同的反身性使移民个体通过互动认识自我并坚定自我认同。最后，指向性的集体记忆通过有意识的选择和筛选生成超越个体差异的集体性表述，完成一代又一代的继替，创造群体归属感。
近年来，共同体不再停留在学术语境对昔日生活的追思，而成为现代社会对未来的价值追求与实践愿景。华人华侨长期保持的松散聚合关系实现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衍化、延伸与超越，对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思维。
陈志明认为，中国文化符号及其象征通过延续、变迁和转型，使海外华人华侨在民族学意义上构成“华人文化圈”。杜维明提出的“文化中国”概念进一步模糊了族群与文化的边界，显示中华文化在全球维度的巨大吸引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利益的重要性。近代以来持续和大规模人口外流往往都与经济交流和发展需求紧密关联。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与各国经贸合作范围扩大。华人华侨充分发挥自身熟悉所在国家语言、文化、政策、法律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化中外互联互通，实现互惠共赢。
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暴露出弊端与不足。面对新冠疫情等新问题，海外华人华侨展现了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他们不仅组织捐物捐款支援国内抗疫，还在所在国家积极投身抗疫一线，为社会公益事业投入大量资源。同时，他们反对种族歧视与排外行为，支持非裔维护生命尊严。
资源、气候、环境等方面的变化给人类带来严峻挑战。中国提出的国际环境治理方案得到海内外中华儿女及广大海外民众的支持。不少华人华侨表示赞同人类应敬畏自然，携手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种系统性思维突破了族群和国家边界，呈现对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命共同体形态。
意义与价值
本文详细阐述了海外华人华侨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潜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经验层面看，华人华侨从聚到散能够构成并维系共同体的基本形态；从学理层面看，族群符号、文化认同和集体记忆使华人华侨保持了“形散神不散”的不朽凝聚力；从实践层面看，华人华侨凝聚而成的共同体不断发展变迁，促成跨地域、跨文明、跨文化的认同共生。整体而言，生活在跨时空、跨族群、跨文化视角下的海外华人华侨始终深度融合于全人类命运之中，推动全球交流互动，促进全人类“认同体、共有体、共同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