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2024年,第0卷,第0期),作者为 Katie H. C. Wong,任职于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 USA)。文章题为《Love and Unselfing》,属于道德哲学与爱的哲学交叉领域的理论论文,并非单一原创实验研究,而是一篇哲学论证性论文。以下按其主要论证结构与要点进行介绍。
文章的核心问题是:人际之爱(interpersonal love)是否像道德一样,要求我们具备某种不偏不倚的(impartial)或无私的(disinterested)眼光?作者的基本主张是:我们不能好好地爱一个人,除非我们能够具备这样的不偏不倚性。然而,人的自利本性使得满足爱的这一要求极为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文章的目的就是揭示这一困难,并提出一种解决方案——借助 Iris Murdoch 关于“无我化”(unselfing)的论述,说明我们可以通过无我化而获得一种忘我的、无私的对外在对象的欣赏,从而更好地“真正看见”(really see)我们所爱的人。
作者首先在第一节“预备性说明”(Preliminaries)中限定了讨论范围:她只讨论人与人之间的爱,且将所爱之人理解为理性行动者(rational agents),不涉及对宠物、儿童或无生命对象的爱。她对“爱是什么”保持最小的理论预设,不预设爱是一种评价形式,也不对爱的证成(justification)作实质性承诺。她区分了“爱的理由”(reasons for love)与“因爱而有的理由”(reasons of love),并指出本文主要关注后者,即一个人已经爱某人之后所受到的要求。作者还声明,尽管她深受 Murdoch 影响,但本文并不试图忠实解释 Murdoch 的原意。
第二节提出“真正看见”作为爱的规范性标准(normative standard)。作者引用 Murdoch 的话:“爱是极其困难地意识到某物而非自己是真实的。”作者认为,真正看见所爱之人包含三个组成部分。第一个组成部分是“真正认识所爱之人”(really knowing the beloved)。这意味着我们对所爱之人的表征应当充分丰富且准确,能够把握其作为独特个体的品格、价值观、个人历史或外貌等特征。与陌生人或泛泛之交不同,所爱之人对我们而言是真实存在的独特的人。作者举例说,当我们从新闻中得知一千人死于新冠时,我们对这些陌生人的表征必然是抽象和不完整的,因此他们作为独特的人对我们来说并不是真实的。真正认识所爱之人是爱之承诺中较少争议的部分;如果我们理想化了所爱之人,爱就有缺陷,因为它偏离了对象。
第二个组成部分是“认识所爱之人的规范性实在”(recognizing the beloved’s normative reality)。规范性实在是指一个人作为他人行动理由之来源的实在性。仅仅认识到某人具有人格(personhood)并不足以认识其规范性实在,因为我们可以把某人看作有理性的行动者,却不认为其感受、思想、价值观和目的应当关涉到我。作者借用 Thomas Nagel 在《利他主义的可能性》中关于“他人作为我的理由来源”的讨论,指出道德要求我们把陌生人的痛苦视为理由给予的,但爱要求我们承认所爱之人作为更广泛理由的来源。例如,一个陌生人对冰淇淋的欲望并没有给我理由,但如果这是我的爱人的欲望,它就对我有理由给予性。作者进一步主张,我们应当像承认自己的规范性实在那样承认所爱之人的规范性实在。我们通常自动地把自己视角中的大多数内容视为具有规范性意义;同样,如果我不把所爱之人的欲望和理由当作自己的事,那也是严重错误的。
第三个组成部分是“重视所爱之人的视角”(valuing the beloved’s perspective)。作者区分了在回答“所爱之人视角中的哪些要素真正提供理由”以及“这些理由在我实践慎思中应占多大规范权重”时可能出现的失败。她通过 Mark 和 Thea 的案例说明:Mark 只依据自己的视角来对待 Thea 的欲望,对 Thea 想养宠物猪的愿望不予任何权重,因此未能认识 Thea 之视角的实在性。重视某人的视角需要满足三个条件:(a)正确把握其视角;(b)将其作为规范性指引来塑造自己的实践慎思;(c)视其为独立的规范性权威。仅仅准确表征或给予权重还不够;如果一个人只是出于自己的心情或因为对方与自己的观点一致才给予权重,就仍未把对方的视角视为独立权威。作者借用 Daniela Dover 的“解释主权的让渡”(abdication of interpretive sovereignty)概念来说明:真正重视他人视角要求放弃对关于自己的问题拥有最终解释权的那种特权,不能要求必须先经过自己有意识的反思过滤才允许自己受对方影响。
第三节阐述“带着爱而抽离的问题”(the problem of detaching with love)。作者指出,真正看见所爱之人极为困难,因为人深深依附于自我或更准确地说依附于自己的主观视角(subjective standpoint)。从主观视角出发,我们总是根据对象与自我的关切、目的、价值判断的关系来看待世界;这种依附使得我们无法充分认识他人之实在性是完全独立于我的。我们可以与主观视角中的某个要素保持距离,例如反思自己是否应该发泄怒气,也可以像正念冥想那样进入一种“纯粹觉知的立场”(standpoint of pure awareness),但这些抽离方式要么焦点错误(向内而非向外),要么根本没有特定焦点。因此,真正看见所爱之人要求我们占据一种既足够抽离(detached)以便如其本然地看见对方,又足够附着(attached)以便被对方的价值所打动的立场。这一困难就是“带着爱而抽离的问题”。
第四节系统阐述“无我化”(unselfing)。作者以 Murdoch 的“红隼”例子说明无我化:当人处于焦虑怨恨的状态时,突然看见一只悬停的红隼,瞬间一切改变,沉思的自我及其受伤的虚荣心消失了,只剩下红隼。无我化具有三个标志:第一,它将我们拉出主观立场或自我关联立场(self-related standpoint);第二,它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对外在对象的评价而实现的,这种评价是立场独立的(standpoint-independent)、直接的(direct)、非推论的(non-inferential),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是超出概念理解的;第三,它典型地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自我关切的重要性。作者还区分了无我化与单纯的“注意力吸收性经验”(attention-absorbing experiences),如坐过山车、无意识地刷社交媒体、压力性进食或玩游戏。这些活动虽然能暂时转移注意力,但通常不能把我们的关切放入正确视角,反而常常加深自我关联性,因为它们正是由于迎合了我们的欲望和关切才如此有效地抓住我们的注意力。无我化还可见于好的艺术(good art)和他人(other persons)。例如,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以不服务于任何人的目的的方式表现了死亡,从而挑战了自我关联立场对死亡的虚假美化。他人也能引发无我化,例如当我们被某人的陪伴完全吸引,或被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视角深深打动时。
第五节论证无我化如何帮助“真正看见所爱之人”。无我化具有同时满足抽离与附着要求的结构:它使我们被外在对象的价值所打动,因而既超出了自我关联立场,又以一种感动我们的方式显现对象。作者强调,无我化是片段的(episodic),而真正看见是持续的(temporally sustained)实践回应。无我化之后必须伴随“调适过程”(accommodation),即对所爱之人视角的接受与自我视角的修正。她区分了个人限度(personal limits)与一般限度(general limits):前者源于具体视角的实质内容,例如我无法接受某人宁愿毁灭世界也不愿挠手指的偏好;后者源于视角的非个人特征,例如对物理实在的基本信念。无我化可以暂时超越个人限度,但不能超越一般限度。对于 Ada 和 Ellie 的案例,作者说明,即使一个人已经愿意尊重所爱之人的视角(如 Ada 信任 Ellie),这种信任本身也可能成为盲点,因为识破操纵行为需要拒绝“对方值得信任”这一表征。无我化在此仍属必要,因为从其他自我关联立场(如“不爱 Ellie 的自我的立场”)出发所见的东西,要么仍可能受自我欲望影响,要么对 Ada 缺乏规范权威,不能打动她。咨询信任的朋友虽然可能引发无我化,但若无我化,朋友更客观的视角对 Ada 来说可能是疏离的,不能真正推动她改变看法。
作者在结论中指出,爱一个人使我们承诺在亲密意义上认识其独立实在,这使我们面临“带着爱而抽离的问题”。无我化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它使我们占据一种既充分抽离又充分附着的立场,从而在自我依附阻挡我们时真正看见所爱之人。作者最后提示,这些概念也适用于道德关系:道德承认同样要求对他人独立实在的意识,自我依附常常使我们看不见他人的实在;当道德立场与自我关联立场之间的鸿沟过大时,无我化也许同样能使人们从道德立场出发被推动,但作者将这一任务的充分论证留待未来。
本文的重要贡献在于:第一,将“真正看见”确立为爱的规范性标准,并细分出真正认识、规范性承认与视角重视三个层次;第二,揭示出爱与道德类似地要求不偏不倚的视觉,从而质疑把爱与道德截然二分的流行做法;第三,提出“无我化”作为克服自我依附之认识论障碍的机制,并在自然、艺术与他人三种触发条件下阐明了其结构;第四,通过区分片段的无我化与持续的真正看见,以及个人限度与一般限度,回应了无我化可能扭曲或忽视所爱之人某些依赖立场的特征的批评;第五,为跨领域地将无我化运用于道德知觉提供了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