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Asian Studies Review》期刊，2017年第41卷第1期，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Els van Dongen撰写。论文聚焦于一个新兴且关键的比较研究领域：中国和印度的侨民政策与民族国家建构。论文的核心论点是，尽管中印两国的国籍法基础不同（中国基于血统主义，印度基于出生地主义），但从1850年代至2010年代这一长期历史视角来看，两国侨民政策的演变轨迹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都与国内及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紧密相连，共同经历了“包容-排斥-再包容”的循环。这种相似性揭示了民族观念（conceptions of the nation）在领土、族群和文化维度上的张力和变迁，超越了单纯法律条文的比较，挑战了“血统主义国家必然对海外侨民更包容”的简单假设。
核心论点：民族观念的伸缩与侨民政策的周期性演变 van Dongen的核心论证结构建立在三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划分之上，每个时期都对应着特定的全球背景和民族观念形态。
第一时期：帝国主义与战争时期（1850年代至1940年代）——并肩作战的“兄弟” 在此时期，两国最初的移民禁忌被打破，与海外侨民的“联盟”开始形成，服务于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目标。 * 论点：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扩张，中国（晚清政府及后来的国民政府）和印度（英属印度及后来的国大党）都开始将海外侨民视为国家主权延伸的一部分和民族复兴的重要资源。 * 论据： * 中国：1860年《北京条约》后，清政府通过设立领事馆、签署保护劳工条约、创办华文学校等方式，对海外华人（huaqiao）进行保护和管理，其1909年基于血统主义（jus sanguinis）的国籍法，旨在对抗东南亚殖民者对华人归属的争夺，维护清廷主权。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将海外华人（qiaomin）制度化为革命的支持力量。 * 印度：英属印度政府早期通过多项《移民法案》规范并最终废除契约劳工制。印度国大党则积极为海外印度人（尤其是在南非和东非）争取平等公民权。1929年，国大党设立海外部门，致力于联系海外印度社群。 * 分析：此阶段的侨民政策核心是“保护”和“动员”。无论是中国的“血统主义”实践，还是印度作为英帝国子民争取权利的努力，都服务于在弱国状态下构建一个超越领土界限的“民族”想象，将海外同胞视为“兄弟”，共同对抗外部威胁。
第二时期：冷战与去殖民化时期（1950年代至1970年代）——“危险的联络”与疏离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印度独立，两国政策重心转向巩固新生政权、维护领土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导致对海外侨民的主动疏离。 * 论点：在冷战格局和东南亚去殖民化的背景下，中印两国出于国家安全和外交策略（中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奉行不结盟运动）的考虑，都选择鼓励海外侨民融入居住国，切割或淡化与他们的政治联系。 * 论据： * 中国：1955年与印尼签订的《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是标志性事件，中国放弃双重国籍，鼓励海外华人选择当地国籍。尽管早期设立了侨务机构，但随后“三好政策”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侨务工作的停滞，都体现了这种“划清界限”的倾向。官方明确区分“华侨”（中国公民）和“外籍华人”（外国公民）。 * 印度：印度1947年独立后，1955年《公民身份法》确立了出生地主义（jus soli）原则。尼赫鲁公开表态，海外印度人应优先选择居住国国籍。官方将海外印度人区分为“印度裔人士”（Persons of Indian Origin）和“印度国民”（Indian nationals），强调前者对居住国的政治忠诚。 * 分析：此阶段的特点是“收缩的民族主义”。尽管两国国籍法迥异（中国延续限制性血统主义，印度新立出生地主义），但政策实践却高度一致：都基于领土主权原则，将民族国家的边界严格限定在领土之内，海外侨民从“兄弟”转变为需要保持距离的“他者”。这证明了全球政治结构（冷战、去殖民化）对民族观念和侨民政策的强大塑造力。
第三时期：“想象的共同体”与经济再调整时期（1970年代至2010年代）——国家发展的“利益相关者” 自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和1990年代初（印度经济自由化）以来，两国为追求经济发展，重新积极拥抱海外侨民，将其视为资本、技术和知识的来源。 * 论点：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经济竞争的背景下，中印两国通过制度创新、话语重构和法律调整，积极构建“去领土化的民族国家”，将海外侨民塑造为国家经济成功的“利益相关者”和“情感公民”。 * 论据： * 中国：1978年后重建并强化侨务机构体系（如“五侨”）。1980年国籍法虽重申不承认双重国籍，但政策实践大力吸引海外华人的投资（特别是“新移民”）。通过世界华商大会、寻根之旅、汉语推广、设立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等方式，构建商业、知识和文化网络。 * 印度：1991年经济改革后，政策加速制度化。2001年《印度侨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清晰定义了“侨民”、“非居民印度人”（NRI）和“印度裔人士”（PIO）。2004年设立海外印度人事务部（MOIA）。推出“海外印度人日”（PBD）、印度裔人士卡（PIO卡）、海外印度公民卡（OCI卡）等，并建立全球印度知识网络等平台。 * 分析：此阶段是“扩张的民族主义”回归。两国国籍法出现一定趋同：中国1980年国籍法是有限制的血统主义；印度1986年、2003年《公民身份修正案》则在出生地主义中引入了血统主义元素（如OCI卡）。政策核心是利用“同文同种”的族群文化话语（如“根魂”、“脐带联系”）激发情感归属，同时通过精细的制度设计将侨民资源导向国家发展目标。
核心发现：去领土化民族主义的局限性与“捆绑之纽带”的双重性 在分析了三个时期的演变后，van Dongen提出了更深层次的结论，构成了论文的最终价值。 * 论点一：侨民政策的同周期性受国际体系“捆绑”。研究发现，中印两国侨民政策的扩张与收缩，并非主要由其内部国籍法决定，而是同步响应了全球性的结构变迁：19-20世纪中的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20世纪中期的冷战与去殖民化、20世纪末至今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国际秩序的“纽带”限制并引导了两国的政策选择。 * 论点二：去领土化民族主义存在内在限度与选择性包容。尽管近期政策话语强调族群文化纽带的包容性，但实践上存在明显的分层和筛选。 * 论据：中国的国籍法有“定居”限制；印度的OCI卡不赋予政治权利，并明确排除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特定国家公民。两国都更青睐来自发达国家、高技能、高资本的“新侨民”（如中国的新移民、印度的信息技术人才），而相对忽视历史上契约劳工的后代或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侨民群体。 * 分析：这种“国家中心”的成功话语，与国内民族建设中存在的阶级、种族、宗教不平等相呼应。所谓的“去领土化”背后，实则是领土逻辑（地缘政治考虑）、国家利益逻辑（经济发展）与族群逻辑（文化认同）复杂交织的结果。国家在构建“侨民”这一类别时，既在“绑定”（团结）某些群体，也在“绑定”（限制）另一些群体。
论文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本文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洞察力： 1. 理论贡献：它成功地将侨民研究、民族主义研究和比较历史研究相结合。通过长时段、比较的视角，论文挑战了仅从法律条文或近期政策出发的静态分析，揭示了民族观念作为一种动态的、情境化的“实践范畴”如何在历史中被不断建构和重构。它证实了国家不仅是回应侨民，更是主动“制造侨民”以服务于特定政治经济目标的主体。 2. 方法论创新：论文采用了跨学科的历史社会学方法，不仅分析了官方政策文件和法律文本，还考察了制度设立、话语演变以及全球背景的互动，提供了更丰富的分析层次。 3. 现实意义：对“中印比较”（Chindia）研究领域是一个重要补充，将关注点从单纯的经济竞争延伸到国家建构与跨国联系的深层逻辑。对于理解当今中印两国复杂的侨民互动、软实力战略以及民族主义话语的弹性，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框架。论文也警示，在看似温情脉脉的“同胞”话语之下，潜藏着基于国家利益和全球等级的结构性不平等。
结论 Els van Dongen的这篇研究有力地论证，中国和印度围绕其庞大海外社群的政策，是一部关于民族国家如何在变动的全球秩序中重新定义自身边界和认同的编年史。论文揭示，“民族”的范畴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与海外侨民的互动中，在领土、族群、文化等多重力量的拉扯下，经历着周期性的扩张与收缩。所谓“捆绑之纽带”，既是将国家与离散族群联系起来的团结力量，也是受国际体系制约并内化国内不平等的社会束缚。这一深刻的历史比较，为我们理解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民族与公民身份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