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审计收费、CEO风险偏好与企业违规》一文的学术研究报告
本文旨在向学术界同仁介绍并解读发表于《审计研究》2021年第3期的研究论文《审计收费、CEO风险偏好与企业违规》。该研究由中南大学商学院的李世辉、卿水娟、贺勇（湖南工商大学会计学院）和杨丽（通讯作者）共同完成，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以下将对该研究的学术背景、详细流程、主要发现、结论价值及亮点进行系统性的阐述。
一、 研究背景与目标
本研究隶属于公司治理与审计学交叉领域，核心关注点是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治理机制。企业违规行为是资本市场的顽疾，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和市场秩序。现有文献已从董事会、监事会、内部控制、外部媒体监督、分析师追踪等多个内外部治理角度探讨了违规的抑制因素。然而，作为企业战略核心决策者的首席执行官（CEO），其个人特质，特别是风险偏好（risk preference）如何影响企业违规行为，尚未得到充分且明确的实证检验。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指出，管理者的认知基础和价值观会影响其战略选择，进而影响组织结果。基于此，风险偏好型CEO可能因其冒险倾向和认知偏差，导致企业承担过度风险，在业绩压力下更可能触发舞弊动机，增加企业违规倾向。
与此同时，外部审计作为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市场监督力量，其审计收费（audit pricing）策略通常被视为审计师应对客户风险（包括由高管特质引发的风险）的信号和手段。审计收费的提高可能意味着审计师投入了更多资源（如人力、时间）以应对高风险，从而增强审计监督效力；但也可能蕴含过高的风险溢价，甚至暗示潜在的审计合谋，反而削弱治理效果。因此，审计收费在CEO风险偏好与企业违规之间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其作用机制如何，是另一个亟待厘清的问题。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确立了三个核心目标：第一，实证检验CEO风险偏好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违规倾向；第二，考察审计收费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moderating effect）；第三，深入探究审计收费发挥调节作用的内在机制（是源于审计投入增加还是风险溢价），并进一步分析CEO风险偏好对不同类型企业违规（信息披露违规、经营违规、领导人违规）影响的差异性。本研究旨在丰富高层梯队理论和舞弊理论，为企业和监管机构从高管特质角度识别和监控企业违规风险提供理论依据，并为优化审计收费的治理功能提供新的思路。
二、 研究设计与详细流程
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流程严谨，可分为以下几个核心步骤：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研究选取2010年至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多个权威数据库：公司财务与治理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企业违规数据总体样本来自RESSET数据库，而细分违规类型（信息披露、经营、领导人交易违规）的数据则由作者根据违规事实说明手工整理得到。为确保数据质量，研究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了缩尾（Winsorize）处理，以排除极端值影响。经过筛选，最终获得一个包含12,618个“公司-年度”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所有实证分析均使用Stata 15.0软件完成。
2. 变量定义与度量： * 被解释变量 - 企业违规（Fraud）： 借鉴既有研究，采用企业当年被稽查的违规行为总次数来衡量违规程度。同时，将违规行为细分为三类虚拟变量：信息披露违规（Fraud_disc）、经营违规（Fraud_oper）、领导人违规交易（Fraud_lead），若当年存在相应类型的违规行为则取值为1，否则为0。 * 解释变量 - CEO风险偏好（Risk_prefer）： 借鉴Walls等（1996）和汤颖梅等（2011）的方法，采用财务指标进行近似度量。计算公司年末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与投资性房地产三项风险投资总额占总资产的比重。将该比值与同行业年度平均水平进行比较，若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则认为CEO为风险偏好型，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 调节变量 - 审计收费（Audit）： 借鉴王芳等（2018）的研究，采用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来衡量。考虑到审计业务的时间安排，研究使用上一年度的审计费用，以体现其对于本年度企业行为的潜在影响。 * 控制变量： 研究从公司经营、治理和诉讼风险三个维度，系统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企业违规的因素。包括企业规模（Assets）、成长性（Growth）、盈利能力（ROA）、偿债能力（Lev）、国有持股比例（State_hold）、是否由国际四大审计（Big4）、股权制衡度（Balance）、董事会独立性（Indir_ratio）、CEO持股比例（CEO_hold）、CEO与其他高管的薪酬差距（CEO_pay_gap）、企业历史违规记录（Prefraud）、行业整体违规水平（Indfraud）、股票收益波动率（Yvolality）和年换手率（Yreturn）。此外，模型还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
3. 模型设定： 为检验假设，研究构建了两个主回归模型： * 模型（1）： 用于检验CEO风险偏好（Risk_prefer）对企业违规（Fraud）的直接影响（假设1）。 Fraud_i,t = α0 + α1 Risk_prefer_i,t + Σαi Controls_i,t + ε_i,t * 模型（2）： 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审计收费（Audit）及其与CEO风险偏好的交互项（Risk_prefer × Audit），用于检验审计收费的调节作用（假设2）。 Fraud_i,t = β0 + β1 Risk_prefer_i,t + β2 Audit_i,t-1 + β3 (Audit_i,t-1 × Risk_prefer_i,t) + Σβi Controls_i,t + ε_i,t
4. 实证分析与检验流程： * 基础回归分析： 首先对全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初步观察变量间关系。随后，分别使用模型（1）和模型（2）进行回归，检验主假设。 *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结论可靠，研究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测试： * 遗漏变量偏误估计： 采用Oster（2017）的方法，评估遗漏重要变量对核心结论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即使存在遗漏变量，结论依然稳健。 *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为缓解样本选择偏差，采用近邻1:1匹配法为违规企业寻找特征相似的非违规企业作为对照组，在匹配后的样本中重新回归，结果与主结论一致。 * 变量测度替换： 一是替换CEO风险偏好的度量方式，采用“自生资金满足率”指标重新构建变量；二是替换审计收费的度量，分别使用当年审计费用自然对数和“异常审计费用”（经模型估算的残差）进行检验。替换后的回归结果均支持原假设。 * 考虑审计意见的替代影响： 将样本按是否收到标准审计意见分组检验。发现在标准审计意见组，审计收费的负向调节作用显著；而在非标准审计意见组则不显著。这表明出具非标意见与提高审计收费是审计师应对企业风险的两种替代性策略。 * 进一步分析： * 违规类型异质性检验： 将企业违规细分为三类，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Probit模型检验CEO风险偏好和审计收费对不同类型违规的影响差异。 * 机制检验： 为了探究审计收费发挥治理作用的具体路径（是增加审计投入还是收取风险溢价），研究引入了“审计风险溢价”变量。借鉴戴捷敏等（2010）的方法，用经修正Jones模型计算的正向操控性应计利润（DA）来表征诉讼风险引致的风险溢价。通过检验CEO风险偏好与审计风险溢价的交互项是否显著，来判断治理效应的主要来源。
三、 主要研究结果
1. 基础回归结果： * 假设1验证： 模型（1）回归结果显示，CEO风险偏好（Risk_prefer）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由风险偏好型CEO任职的企业，其违规倾向显著更高。这一结果支持了高层梯队理论和舞弊三角理论的推断，即CEO的风险偏好特质会通过影响战略决策和增加业绩压力，最终提升企业违规的可能性。 * 假设2验证： 模型（2）回归结果显示，审计收费与CEO风险偏好的交互项（Risk_prefer × Audit）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审计收费的提高能够显著削弱CEO风险偏好对企业违规的正向影响。即，对于由风险偏好型CEO领导的企业，更高的审计收费起到了抑制违规的作用。
2. 稳健性检验结果：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证实了上述核心结论的可靠性。特别是PSM方法和变量替换测试，有效排除了样本自选择和变量度量误差对结果的干扰。分组检验则揭示了审计收费与非标审计意见在风险应对上的替代关系。
3. 进一步分析结果： * 违规类型异质性： * CEO风险偏好的影响： CEO风险偏好程度仅与企业的经营违规倾向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信息披露违规和领导人违规交易的关系则不显著，甚至与领导人违规交易呈不显著的负相关。作者解释认为，经营违规（如违规担保、资金占用）更具隐蔽性，且可能受到控股股东压力，风险偏好型CEO更可能选择此类方式；而直接进行内幕交易等领导人违规，由于其后果直接且严重，即使风险偏好型CEO也会基于职业声誉有所顾忌。 * 审计收费的调节作用： 审计收费仅对领导人违规交易倾向具有显著且较强的负向调节作用。对于信息披露违规和经营违规，其调节作用不显著，甚至对经营违规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审计收费策略在抑制由CEO风险偏好引发的、更直接涉及高管个人利益的违规交易方面效果更佳；而对于通过复杂真实交易进行的经营违规，其治理效果有限，这符合李江涛和何苦（2012）的观点，即真实交易舞弊更难被审计发现。 * 机制检验结果： 机制检验是本研究的关键深化部分。回归结果显示，CEO风险偏好与审计风险溢价（DA）的交互项对企业总体违规及各类细分违规的影响均不显著。结合主回归中审计收费（整体）的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这一结果有力地表明：审计收费对企业违规（特别是领导人违规交易）的治理效应，主要来源于审计师为应对高风险客户而增加的审计投入（如增加审计程序、投入更多人力资源和时间），而非源于向客户收取过高的风险溢价。 这降低了因收取高额风险溢价而可能引发的审计师独立性受损和合谋风险，从而保证了审计收费治理效应的有效发挥。
四、 研究结论与价值
本研究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1. CEO风险偏好会显著增加企业违规倾向，这主要体现在经营违规层面。 2. 审计收费能够有效抑制由CEO风险偏好引致的企业违规倾向，其治理作用主要通过增加审计投入的路径实现，而非通过收取风险溢价。 3. CEO风险偏好与审计收费对不同类型违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风险偏好主要驱动经营违规，而审计收费主要抑制领导人违规交易。
本研究的科学价值与应用价值在于： * 理论贡献： 首次系统地将CEO个体风险偏好特质纳入企业违规行为的研究框架，实证检验了其影响，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和舞弊理论在解释企业不当行为方面的内涵。同时，深入揭示了审计收费在特定高管特质情境下的治理机制（审计投入路径），厘清了“成本观”与“租金观”的争议，拓展了审计治理效应的研究边界。 * 实践启示： * 对企业而言： 在选聘CEO时，应评估其风险偏好特质与企业内部治理环境的匹配度。内部治理完善的企业可适当接纳风险偏好型CEO以推动创新；而治理较弱的企业则需谨慎。同时，应重视审计收费的信号作用，配合外部审计加强内部风险防控。 * 对审计师而言： 在面对由风险偏好型CEO管理的客户时，应充分评估其带来的审计风险，并通过实质性增加审计资源投入来应对，确保审计质量，避免因不当的风险溢价损害独立性。 * 对监管机构而言： 为更有效监控企业违规，可将CEO风险特质纳入观察视野。同时，应继续强化对审计收费合理性的监管，鼓励基于风险、增加投入的审计定价模式，抑制以风险溢价为名的合谋空间，净化市场环境。
五、 研究亮点
六、 其他说明
作者在文末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一是未能给出适用于不同类型企业的CEO风险偏好程度的量化区间；二是对CEO风险偏好的度量依赖于财务指标，未来研究可通过问卷调查等更直接的方式测量这一心理特质，以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这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