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Eliav Lieblich，特拉维夫大学布赫曼法学院（Tel Aviv University Buchmann Faculty of Law）副教授。文章发表于《哈佛国际法杂志在线版》（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nline），2021年第62卷。该文是一篇面向初学者的国际法研究基础指南，旨在为学生——尤其是刚开始接触国际法研究的学生——提供寻找研究问题、理解一手资料（primary sources）与二手资料（secondary sources）的基本方法。

文章首先指出，国际法研究与国内法研究既有相似之处也有重要差异。相似之处在于：任何研究都需要研究问题、对问题所涉法律教义（legal doctrine）与理论的理解、回答问题的研究方法，以及对一手和二手资料的运用。不同之处在于：国际法具有普遍适用的追求，因而在实践中无处不在，不存在“单一”的国际法；国际法体系并不像多数国内法体系那样具有等级性，同一问题可能适用多个法律框架，即所谓“碎片化”（fragmentation）；此外，国际法的渊源包括习惯法（customary law），而习惯法又极难准确界定。这些因素使得描述“法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更为困难。

在研究问题部分，作者将研究问题划分为三种类型：描述性研究问题（descriptive research questions）、规范性研究问题（normative research questions）和批判性研究问题（critical research questions）。描述性问题旨在说明法律世界“是什么”。传统国际法研究大量属于这一类，尤其是在实证主义（positivist）传统下进行的教义性描述研究（descriptive doctrinal research），即从法律内部视角分析和描述法律教义。除教义性描述外，描述性研究也可以采取“法律与社会”（law and society）路径，从法律外部观察法律与社会的互动，如研究法律是否有效、人们如何理解法律、法官如何作出判决等，这类问题被称为社会法律研究问题（socio-legal research questions）。规范性研究问题则追问法律“应当是什么”。回答这类问题需要引入外在的评价标准，也就是需要某种理论来说明什么是“好”的法律。作者指出，规范性问题往往要求借助伦理、功利主义或政策分析等理论框架来评判现行法。例如，加布里埃拉·布鲁姆（Gabriella Blum）关于武装冲突中作战人员（combatants）瞄准规则的研究，就借助伦理视角论证现行规则应当改变。批判性研究问题关注法律与权力的关系，试图揭示法律如何成为权力关系的产物并掩盖政治选择。这类研究也依赖理论工具，如批判法律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es）、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马克思主义分析、女性主义方法等。作者特别强调，规范性问题和批判性问题通常包含描述性子问题，必须先准确说明现行法律，才能展开规范或批判分析。

关于理论与方法，作者区分了两者。理论是看待法律问题的总体思想框架，方法则至少有两层含义：在描述性社会法律研究中，方法指收集和整理信息的方式，如定量实证方法或定性访谈方法；在规范性和批判性研究中，方法更多指将理论应用于具体问题的路径，即“应用理论”（applied theory）。作者还指出，大部分法律研究在方法意识上较为松散，因为法学学生很早便被社会化为教义性法律推理方法。

在如何提出并框定研究问题方面，作者给出了若干实用建议。研究问题应当与论文篇幅相匹配，例如一万字左右的研讨课论文适合具体的规范性问题，而不适合“冷战期间代理人战争的法律史”这类宽泛问题。研究问题也应当是研究者凭借现有能力或能够合理获得的方法技能可以回答的。初学者可从自己感兴趣的具体国际法领域入手，翻阅该领域的教科书，查看目录和争议问题；可以关注国际法博客，如EJIL: Talk!、Just Security、Opinio Juris等；也可以先提出较宽泛的问题，在阅读中逐步缩小和细化。作者还鼓励学生在有初步想法后主动与指导教师沟通。

关于二手资料，作者指出国际法领域的特殊性。由于国际法假定适用于全球，相关文献可能以任何语言存在，但现实中英语和法语文献最为主要，这反映了某种学术霸权。不同法律文化对国际法的认知存在差异，例如美国学者更倾向于政策分析，而欧洲大陆学者更偏向实证主义，全球南方的学者则可能更关注后殖民视角。即便在同一法律文化内部，也存在不同解释阵营。例如在国际人道法（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HL）领域，卢班（David Luban）区分了“军事律师”与“人道主义律师”两种解释文化。作者提醒初学者应警惕二手资料中的等级结构，虽然经典著作地位特殊，但它们多出自西方白人男性之手，带有特定世界观，因此应尽量多样化文献来源。在信息过载时代，可以通过Google Scholar和Google Books了解重要文献，但应注意Google的排序规则并不透明。教科书、马克斯-普朗克国际法百科全书（Max Planck Encyclopedias of International Law）和牛津国际法文献目录（Oxford Bibliographies of International Law）是进入某一问题的重要入口。

关于一手资料来源，作者从教义性研究出发，指出其主要依据《国际法院规约》（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第38条第1款所列举的国际法渊源：条约（treaties）、国家实践与法律确信（opinio juris）、一般法律原则（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以及作为辅助手段的司法判决和学术著作。条约文本可主要通过联合国条约集（UN Treaty Collection）查找，该数据库可按缔约国、日期等分类检索，并包含保留和声明等信息。条约的准备文件（travaux préparatoires）对理解条约历史和目的非常重要。许多条约设有条约机构（treaty bodies），联合国提供可检索的条约机构数据库，可查找国家报告、决定等文件。司法判决方面，由于国际争端解决机制高度碎片化，研究者需要判断哪个国际法庭或国内法院可能对相关问题拥有管辖权。牛津国际法报告（Oxford Reports on International Law）和剑桥法律报告（Cambridge Law Reports）是跨机构检索的重要工具；各法庭官网也提供最新文件和程序材料。联合国文件是国际法研究的重要来源，安理会决议可能具有拘束力，大会决议可反映国际共识，秘书长报告、特别报告员报告以及国际法委员会（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LC）的工作也具有重要价值。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UN Official Document System）和联合国年鉴（Yearbook of the United Nations）是查找这些资料的关键工具。国家实践和声明对于确定习惯国际法和理解各国立场至关重要，但这类资料形式多样，没有单一的查找渠道。除联合国外，可从政府网站、非政府组织报告、媒体档案以及社交媒体获取相关信息。国内立法和判决对于研究一般法律原则尤其重要，但各国数据库系统各不相同。

整体而言，本文为国际法研究初学者提供了一条从提出研究问题到寻找资料的有序路径，同时不断提醒读者保持对国际法知识生产中霸权与等级结构的批判意识。文章价值在于将学术方法建议与国际法研究的具体特性紧密结合，适合作为国际法研讨课论文写作的入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