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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投资在中国是获得回报还是仅仅行善?基于中国市场的证据

期刊: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DOI:10.1016/j.iref.2024.103712

关于ESG投资成本与中国市场表现的学术研究报告

本报告旨在向国内研究者介绍由Chunpei Shi, Yu Wei, Yihe Zheng, Zhuo Wang和Qian Wang共同完成的一项原创性实证研究。该研究成果以“Is ESG investment rewarded or just doing good? Evidence from China”为题,发表于*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期刊,刊发时间为2024年。

一、 主要作者、机构及发表信息 本研究的第一作者为Chunpei Shi,通讯作者为Yu Wei(邮箱:weiyusy@126.com)。研究团队主要来自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另一位作者Yihe Zheng来自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论文于2024年11月5日被接受,并于2024年11月12日在线发表在*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第96卷,文章编号为103712。

二、 研究的学术背景与目标 本研究的核心科学领域是金融学,具体聚焦于可持续投资(Sustainable Investment)与投资组合理论(Portfolios)。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的日益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简称ESG)投资已成为主流。然而,一个长期困扰学术界和业界的关键问题是:ESG投资究竟是能够带来财务回报,还是仅为一种“只做好事”(just doing good)的道德偏好?过往的研究结论存在显著分歧。一部分研究认为ESG表现优异的公司能创造长期超额价值,而另一部分研究则指出,符合高ESG标准的股票组合可能因投资者偏好而承担了较低的“罪恶”(sin)溢价,从而牺牲了潜在收益。这种分歧可能源于研究样本、方法的不同,或未充分考虑投资者对ESG偏好的程度差异。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瞄准中国这一全球第二大且正处于ESG市场快速发展初期的经济体,旨在解答以下两个核心问题:1)在中国市场,ESG投资是否能带来财务回报,抑或仅为履行社会责任?投资者满足其不同水平ESG偏好所对应的财务成本(收益)如何变化?2)在构建ESG投资组合时,组合内股票的市值大小是否会影响投资者为实现其ESG偏好而付出的成本?厘清这些问题,对于帮助投资者(尤其是对收益有受托责任的机构投资者)在财务目标与社会责任目标之间进行权衡,以及优化其ESG整合策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三、 详细研究流程与方法 本研究流程主要包括数据准备、ESG投资组合构建、成本量化与绩效评估,以及稳健性检验与偏误分析四个主要环节。

第一环节:数据准备。 研究样本期设定为2019年4月1日至2024年3月29日。研究使用了两组来自万得(Wind)金融终端的数据。第一组是沪深300指数及其成分股的日度收盘价。沪深300指数作为中国股市的核心基准指数,其成分股常被用于学术研究。为确保股票在研究期内有完整数据,作者筛选出254只成分股作为备选资产。为了探究市值效应,作者将这些股票按市值降序排列,分别选取排名前20%和后20%的股票(各50只),构成“高市值组合”(top-cap)和“低市值组合”(bottom-cap)的备选股票池。这种构建方法旨在确保两组组合在市值上具有显著差异,同时保有足够数量的股票用于构建投资组合。

第二组数据是各公司的ESG评分,来自万得ESG评级体系。该体系评分范围是0到10分。数据包括了公司的综合ESG评分(ESG-score)及其三个子维度评分:环境(E-score)、社会(S-score)和治理(G-score)。考虑到ESG表现的相对稳定性,研究采用了样本期末(2024年3月)各成分股的月度平均ESG评分。描述性统计显示,除了环境(E)评分外,高市值股票组的各项ESG评分(均值、最小值、最大值)均普遍优于低市值股票组。

第二环节:ESG投资组合构建与三维“有效前沿”绘制。 本研究的核心方法论是将ESG维度作为约束条件,整合到传统的马克维茨均值-方差优化(Mean-Variance Optimization, MVO)框架中,从而构建一个包含收益、风险和ESG表现的三维投资组合模型。这是当前构建可持续投资组合的常用策略。

具体而言,在标准MVO问题(公式1)的基础上,研究增加了ESG约束条件(公式2): ω = { w : ESG(w) = Σ (wi * esgi) ≥ ESG⁻ }。其中,w是资产权重向量,ESG(w)是投资组合的加权平均ESG得分,ESG⁻是投资者要求投资组合达到的最低ESG得分阈值。

研究流程如下: 1. 输入参数估计:使用样本期内备选资产的日度收益率,计算其样本期望收益率和协方差矩阵,作为MVO模型的输入参数。 2. 构建三维有效前沿面:为探究不同ESG偏好下的权衡,研究设定了20个均匀分布的ESG⁻值(范围从备选资产池中的最低ESG评分到最高ESG评分)。对于每个给定的ESG⁻值,求解加入该约束后的MVO问题,得到一条在给定最低ESG要求下的“风险-收益”有效前沿。20个不同的ESG⁻值就对应了20条有效前沿,共同构成了一个三维的“有效前沿曲面”(Efficient Surface)。 3. 分市值组合构建:上述过程分别针对高市值股票池和低市值股票池进行,从而得到两套不同的有效前沿曲面,以便后续对比分析。

第三环节:ESG偏好成本量化与投资组合绩效评估。 为了量化投资者满足ESG偏好的财务成本,本研究采用以下方法: 1. 成本代理指标:以特定ESG约束下(即加入公式2约束)构建的ESG组合的期望收益率,与无ESG约束的基准组合(即仅用公式1优化的组合)的期望收益率之间的百分比下降幅度,作为满足ESG偏好的“成本”(δ)。该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当投资者将ESG视为非财务效用(Non-pecuniary utility)的来源时,其为实现该偏好而愿意接受的财务回报折让即为成本。 2. 收益成本分析:作者选取了几个代表性的风险水平(组合标准差,如1.50%, 1.75%, 2.00%),详细计算了在不同ESG评分约束下,高市值组合和低市值组合相对于各自基准组合的收益率下降情况(见原文Table 2),并将此成本随ESG评分变化的动态路径绘制成图(见原文Fig. 4)。 3. 投资组合绩效评估:为进一步验证ESG因素对投资组合整体表现的影响,研究将三维优化问题简化为ESG与绩效表现的二维权衡。除了夏普比率(Sharpe ratio),作者还采用了索提诺比率(Sortino ratio)、特雷诺比率(Treynor ratio)、VAR比率(VaR ratio)、ES比率(ES ratio)和卡尔玛比率(Calmar ratio)共计六种绩效指标进行综合评估。在计算绩效时,研究采用了滚动窗口法:使用过去600个交易日的样本数据估计参数,构建次日的优化组合,并选择其中夏普比率最高的组合作为当日的资产配置策略。如此日复一日滚动,最后基于所有每日配置计算整个样本外期间(2021年9月14日至2024年3月29日)的绩效表现(见原文Table 4)。

第四环节:稳健性检验与潜在偏误分析。 1. 分维度稳健性检验:考虑到投资者可能对ESG的不同维度有特定偏好,研究将综合ESG评分替换为其三个子维度评分(E-score, S-score, G-score),分别构建“E组合”、“S组合”和“G组合”,并重复上述的成本与绩效分析流程,以检验主要结论的稳健性。 2. 潜在偏误分析:由于ESG评分具有一定主观性,可能存在系统性偏误。研究特别检验了可能影响结论的两种偏误:行业偏误(Sector bias)和市值偏误(Market cap bias)。具体方法是通过分析高、低市值股票组的行业分布及其对应行业的平均ESG评分,以及分析两组股票ESG评分的分布形态,来探讨这两种偏误的存在性及其对实证结果的解释力。

四、 主要研究结果及其逻辑关联 结果一:三维有效前沿面的形态揭示了基本权衡关系。 无论对于高市值还是低市值组合,其三维有效前沿面(见原文Fig. 2)均显示出一致趋势:随着要求的最低ESG评分(ESG⁻)提高,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面整体向右后方倾斜。这意味着,追求更高的ESG表现,会导致在同等风险水平下预期收益率下降,或在同等收益水平下风险上升。这直观地展示了ESG投资在收益、风险和ESG目标之间的权衡。

结果二:ESG偏好成本呈指数级增长,且存在关键阈值。 详细的成本分析(表2和图4)揭示了核心发现: * 成本路径:满足ESG偏好的成本随ESG评分要求提高呈指数级增长。当ESG偏好处于较低水平时(例如,对于高市值组合,ESG评分要求低于约7.8;对于低市值组合,低于约7.0),成本极小甚至为零。这表明投资者可以“免费”或低成本地实现其基础的ESG偏好。 * 关键阈值:一旦ESG评分要求超过某个阈值,成本开始急剧上升。例如,对于低市值组合,当ESG要求从7.60升至8.00时,在某些风险水平下,收益率降幅从27.79%飙升至87.52%。对于高市值组合,这一阈值更高,成本上升曲线更为平缓。 * 结论支撑:这一结果为回答研究第一个问题提供了精确答案:在中国市场,ESG投资能否获得回报取决于投资者的偏好强度。只要不追求“超高”水平的ESG偏好,投资者在获得非财务效用的同时,财务回报的牺牲很小甚至没有,此时ESG投资是“有回报的”。但若追求极致ESG表现,则可能主要体现为“只做好事”,财务成本高昂。

结果三:投资组合绩效分析印证了成本结论。 使用滚动窗口法和多种绩效指标评估的结果(表4和图5)与收益率成本分析高度一致。当ESG评分低于阈值时,ESG组合的各项绩效指标与基准组合几乎无差异。一旦超过阈值,所有绩效指标均出现显著恶化。这证实了Pedersen等人(2021)的观点,即收益-风险-ESG的三维权衡,可以概括为ESG与投资组合绩效的二维权衡。

结果四:ESG偏好成本存在显著的市值异质性。 对比高、低市值组合的结果发现: * 敏感度差异:低市值组合对ESG因素的敏感度远高于高市值组合。表现为:1)低市值组合的成本急剧上升阈值出现得更早(约7.0 vs 约7.8);2)在相同ESG评分增幅下,低市值组合的收益率和绩效下降幅度更大;3)其有效前沿面更弯曲,偏离基准组合更远(见原文Fig. 3)。 * 结论支撑:这回答了研究的第二个问题:实现ESG偏好的成本确实因投资组合的市值构成而异。将ESG因素纳入小盘股投资组合,通常会导致比纳入大盘股组合更大的财务牺牲。

结果五:稳健性检验与偏误分析提供了深入解释。 * 分维度检验:分别使用E、S、G评分构建组合进行分析(见附录),得到了与综合ESG评分基本一致的结论:成本呈指数增长,存在阈值,且低市值组合更敏感。这增强了主要结论的普适性。 * 偏误分析:研究发现,所使用的ESG评分数据存在明显的市值偏误:高市值股票的ESG评分分布整体更优,平均分更高(见图9)。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高市值组合对ESG约束的“耐受性”更强——因为它们本身ESG基础更好,施加同等约束时,可供选择的优质股票池更大,优化结果受限更小。而对于低市值组合,其ESG评分普遍较低,施加高约束会严重限制股票选择范围,导致组合分散化不足和优化结果大幅劣化。研究未发现显著的行业偏误,行业间ESG评分差异不大,且行业分布差异无法解释市值组合间的敏感性差异(见图8)。

五、 研究结论、意义与价值 结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纳入ESG维度的三维投资组合模型,为中国市场的ESG投资效益问题提供了一个精细化的“成本路径图”,而非简单的二元答案。主要结论为: 1. ESG投资的财务成本随投资者偏好强度呈指数增长。偏好低于特定阈值时,成本可忽略不计,ESG投资“有回报”;偏好超过阈值后,成本急剧攀升,投资更接近“只做好事”。 2. 这一成本存在显著的市值效应。投资小盘股ESG组合通常比投资大盘股ESG组合付出更高的财务代价,因为小盘股组合对ESG因素更为敏感。ESG评分数据中存在的市值偏误是导致这一差异的可能原因。

学术价值: 1. 理论贡献:将ESG偏好水平量化为连续变量,并精确描绘其与财务成本的非线性关系,弥补了以往研究只提供对立结论的不足,深化了对ESG投资权衡机制的理解。 2. 方法贡献:系统地将三维投资组合优化方法应用于中国ESG市场研究,并结合市值分层进行对比分析,提供了可复制的研究框架。 3. 情境贡献:聚焦于快速成长但尚处初期的中国ESG市场,为这一重要新兴市场的可持续投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证证据。

应用价值: 1. 对投资者的指导:为投资者提供了具体的决策参考。建议投资者根据自身的ESG偏好强度,选择位于成本急剧上升阈值之下的投资目标,以实现财务与社会责任效用的最优平衡。同时,提醒投资者关注ESG整合中的市值偏误,在构建组合时充分考虑市值类型对成本的影响。 2. 对政策制定者的启示: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和ESG投资市场壮大,政策制定者应着力于促进ESG信息披露的标准化,特别是加强对中小市值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监管和要求,以提升数据质量、减少偏误,帮助投资者做出更有效的决策。

六、 研究亮点 1. 发现新颖性:首次在中国市场清晰揭示了ESG偏好成本与偏好水平之间的非线性“阈值效应”以及成本增长的指数特征,并量化了不同市值组合的成本差异。 2. 方法系统性:研究设计完整,从三维建模、成本量化到多指标绩效评估,再到分维度稳健性检验和偏误机制探讨,逻辑链条严谨,论证充分。 3. 结论精细化:摆脱了“ESG有益还是有害”的简单争论,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成本路径”洞察,对投资实践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4. 本土化聚焦:深入分析中国特定市场的数据,结论对理解和推动中国ESG投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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