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档是一篇发表于学术期刊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2025年第41卷的案例评析文章，题为“公共政策不符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并非实体审查的捷径”。作者是 Kris Wagner，其为阿联酋阿治曼大学法学院国际仲裁教授，并拥有在布鲁塞尔执业的律师经验。
本文的核心议题是探讨在国际仲裁中，以裁决违反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为由申请撤销（annulment）的适用标准与界限。文章通过深入分析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于2024年9月30日作出的一项判决（案号4A_269/2024），系统阐述了瑞士法律下，特别是根据《瑞士国际私法典》（PILA）第190条，以公共政策不符为由挑战仲裁裁决的严苛门槛。文章旨在澄清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即当事人可以借此理由对仲裁裁决的实体内容进行上诉式审查。作者强调，公共政策条款并非当事人不满仲裁实体结果后寻求司法干预的“后门”或捷径。
文章的第一个主要观点是，撤销仲裁裁决是一种例外且有限的救济途径，其理由必须严格限定在法律明文规定的范围内。作者指出，瑞士《国际私法典》第190条第2款穷尽式列举了五项可撤销裁决的理由，包括仲裁庭组成不当、仲裁庭无管辖权或越权裁决、违反平等原则或听证权，以及裁决与公共政策不符。这与1958年《纽约公约》第五条拒绝承认与执行裁决的理由以及1985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UNCITRAL Model Law）第三十四条的精神高度一致。作者通过对比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瑞典等国的立法，说明虽然受理撤销申请的法院层级（一审法院、上诉法院或最高法院）各国有所不同，但这仅是程序细节，实体上关于撤销理由（尤其是公共政策）的界定标准在国际上是趋同的。这一框架确立了仲裁终局性的基本原则，即法院的监督职能是有限的，旨在保障仲裁程序的正当性，而非纠正仲裁庭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的错误。
文章的第二个核心观点深入剖析了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在撤销程序中的角色定位：其不进行实体审查（no merits review）。法院明确表示，在审理撤销申请时，其裁决基础是仲裁裁决中已认定的事实。法院无权纠正或补充仲裁庭的事实认定，即使这些认定明显错误或违法。仲裁庭关于程序进行、当事人主张、证据采纳等事项的认定对最高法院同样具有约束力。最高法院的职能仅限于审查当事人提出的、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的撤销理由是否成立。这意味着，当事人试图对仲裁庭的事实判断或法律分析提出异议的“上诉性质”的论点，在撤销程序中是不可受理的。作者引用法院判词指出，当事人若认为其听证权等程序权利受损，必须在仲裁程序中及时提出，否则可能在撤销程序中被视为权利失效。这进一步限制了当事人在裁决作出后利用程序瑕疵挑战裁决结果的空间。
文章的第三个，也是最为详尽的观点，是对“公共政策不符”这一撤销理由的严格解释与高门槛设定进行了全面阐释。这是本文的重点。作者首先引述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经典定义：只有当一项裁决无视了那些根据瑞士主流观念构成任何法律秩序基础的、根本且被广泛认可的价值观时，才构成与公共政策不符。具体而言，实体公共政策被违反，是指裁决对实体法根本原则的违背达到了与法律秩序及核心价值体系无法调和的程度。作者特别强调，仅证明仲裁裁决错误适用了法律、错误评估了证据或事实认定明显错误，是远远不够的。关键在于审查裁决的整体结果是否与公共政策相抵触，而非孤立地审视某个法律规则是否被违反。
为了阐明这一高标准，文章结合本案及先例进行了具体说明。在本案中，败诉方律师奥卢斯（Aulus）主张裁决违反公共政策，理由是其认为要求他独自承担大部分损失是不公正的，因为欺诈实施者（银行职员Gnaeus）和涉事银行（Bank Horatius）的过错更为严重。然而，瑞士最高法院明确指出，这些论点具有“明显的上诉性质”，实质是对仲裁庭责任划分和因果关系认定的不满。法院重申，仲裁庭对瑞士《债法典》相关条款的解释与适用，即使可能存在错误，也不属于撤销程序审查的范围。唯一相关的问题是：仲裁庭得出的最终责任认定结果，是否本身如此严重地违背了正义的基本观念，以至于动摇了法律秩序的根基？法院认为本案远未达到此程度。
作者进一步通过援引最高法院2017年7月11日的一项判决（4A_50/2017）来细化标准。该判决涉及“契约必须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原则。法院指出，只有当仲裁庭在承认某合同条款约束当事人的情况下拒绝适用它，或者反过来，在认为某条款不具约束力时却强行要求当事人遵守，从而与其自身对合同存在及内容的解释结论相矛盾时，才可能构成对实体公共政策的违反。而单纯的合同解释过程及其推导出的法律后果，则不受此原则的严格约束，不能轻易上升为公共政策问题。作者还特别注意到，在评析的2024年判决中，法院的措辞从以往使用的“与法律秩序无法调和”微妙地转变为“与任何法律秩序无法调和”。这一变化虽然细微，但意义重大，它将审查标准从是否符合瑞士特定的法律秩序，提升到了是否符合普世性的根本法律原则，从而设定了更高的撤销门槛。
文章的第四个主要观点是对“整体评估”方法的强调。作者指出，并非任何违反触及公共政策规则的行为都会自动导致裁决被撤销。必须对整体情况进行评估。可能存在的程序瑕疵若在仲裁过程中得到补救，或未对裁决结果产生实质影响，则不足以构成撤销理由。同样，实体上的问题也必须放在裁决的整体结果中审视。最高法院在2019年11月5日的判决（5A_1019/2018）中明确：“仅仲裁庭采用的某个理由与公共政策无法调和是不够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只有裁决所达成的结果。” 这意味着，即使仲裁庭的某些推理可能存在问题，但只要其最终结论本身不极端违背公共政策，裁决就应得以维持。
最后，文章总结了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处理公共政策撤销理由的双层综合审查方法。第一层是结果导向的整体审查：关注裁决的最终结果是否与根本法律原则相冲突，而非纠缠于孤立的违规行为（特别是那些对仲裁结果无重大影响的行为）。第二层是对违规行为性质的全面评估：不仅要看是否违反了某个具体法律规则，更要看该违规行为是否严重到无视了那些构成任何法律秩序基础的根本价值。这种严格的门槛保护了仲裁裁决的终局性，确保了撤销程序仅适用于那些危及核心公共政策原则的最严重情形。
本文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它为国际仲裁从业者提供了关于“公共政策”这一模糊但关键概念的清晰、权威的司法实践指引。通过详细解读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其仲裁法与实践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且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最新判例，文章有力地驳斥了将公共政策理由作为对仲裁实体问题进行“二次上诉”的企图。文章指出，瑞士法院的推理因其详尽和清晰而具有特别的参考价值，与某些大陆法系最高法院判决过于简略、隐晦的风格形成对比。这对于所有以《UNCITRAL示范法》为蓝本或拥有类似仲裁立法的法域的律师、仲裁员和法官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重申了国际仲裁的一项基本原则：司法对仲裁的监督是有限度的，其目的在于捍卫最基本的程序公正和根本的实体正义，而非确保仲裁结果在事实和法律上的绝对正确。这维护了仲裁作为高效、终局性争议解决机制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