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档是一篇发表于《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期刊（2025年）的原创性研究论文，题为“基于语料库的译者咒骂语翻译行为批判：以王际真《战时中国小说选》为例”。该研究由广州商学院的张冰与莫爱屏两位学者合作完成。
学术背景与研究目标
本研究属于翻译研究，特别是译者行为批评与语料库翻译学的交叉领域。咒骂语因其强烈的文化负载、情感色彩和伦理敏感性，在跨文化翻译中构成了显著挑战，常导致语义流失和复杂的伦理考量。然而，针对译者如何处理此类冒犯性或高情感负载表达的系统性分析，尤其是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如战争叙事）下的研究，仍显不足。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文学或视听媒体中的咒骂语翻译，且对译者行为本身的深入探讨有限。
基于此背景，本研究旨在填补上述研究空白。其核心目标是：应用译者行为理论，结合自建的《战时中国小说选》汉英平行语料库，系统分析译者王际真在翻译该战争小说集中咒骂语时所采取的策略，并探究其行为背后的动因。研究试图回答三个核心问题：1）在咒骂语翻译中能识别出何种译者行为模式与痕迹？2）导致译者在处理不同类别咒骂语时行为差异的潜在原因是什么？3）文本、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语境在译者处理咒骂语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
研究设计与详细工作流程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定量与定性结合），构建了一个严谨的分析框架，包含四个维度：咒骂语的指称特征、咒骂语分类、译者行为倾向、咒骂语翻译策略。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第一步：理论框架构建与术语界定。 研究首先确立了分析基础。借鉴Jakobson的言语交际理论，根据咒骂语的指称特征，将其分为“无受话者”和“有受话者”两类，后者再根据人际冲突程度细分为高冲突和低冲突。参考Allan & Burridge等人的分类，将研究文本中的咒骂语具体划分为五类：驱逐型（如“滚蛋”）、辱骂型（如“混蛋”）、贬损型（如“鬼子”、“乌龟养的”）、戏谑型（如“小鬼”）和感叹型（如“他妈的”）。核心理论工具是周领顺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求真-务实”连续统模型。“求真”指追求对原文意义和形式的忠实再现，“务实”指为满足目标语境需求而进行的策略性调整。翻译策略被归纳为四类：对等（直译）、替代（包括语义替代和语境替代）、委婉化、省略（包括语义省略和语境省略）。研究者据此构建了“咒骂语翻译的译者行为分析框架”，清晰地展示了从说话者、咒骂语分类到译者行为倾向、翻译策略直至生成目标文本的逻辑链条。
第二步：研究语料库建设与数据处理。 研究数据选自王际真编译的《Stories of China at War》（1947）中由他本人翻译的9篇小说。首先，将中英文文本数字化并严格校对。随后，使用TMXmall在线对齐编辑器进行句子级对齐，构建了一个专用的汉英平行语料库。对齐后的语料用于后续的定量检索与分析。
第三步：定量分析。 使用Paraconc作为对齐检索工具，AntConc 4.2.0进行词频统计等量化分析。研究者统计了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中咒骂语的出现频次与比例，并制作了详细的对照表格。例如，统计显示源文本总词数75185，咒骂语占比0.43%；译文总词数28674，咒骂语占比0.3%，符合日常交际中咒骂语的出现比例，证实了语料的代表性。表格还具体列出了如“鬼子”（出现60次）及其多种译法（如“Japs”12次、“devils”5次等）的对应数据。
第四步：定性编码与分析。 这是研究的核心环节。研究者将句子对齐的文档导入MAXQDA质性数据分析软件。依据第一步构建的四层十六类分析框架，对语料中的所有咒骂语实例进行系统的手工标注和编码。例如，为每一个咒骂语实例标注其指称特征（如“有受话者-低冲突”）、分类（如“贬损型”）、译者采用的策略（如“替代-语义替代”）以及推断的译者行为倾向（“求真”或“务实”）。为确保编码信度，邀请了一位翻译研究领域的同行进行独立编码，并使用皮尔逊相关系数计算了评分者间信度。对127个咒骂语的编码结果显示，相关系数达到0.862，表明编码具有高度的内部一致性和可靠性。MAXQDA软件还用于生成可视化图表（如代码矩阵、词云图），以直观展示译者行为的整体特征和模式。
第五步：综合分析与讨论。 在定量统计和定性编码的基础上，研究者结合具体译例，深入讨论了四种翻译策略的应用场景、动因及其反映的译者行为倾向。
主要研究结果
1. 译者行为倾向的总体分布： 定量分析显示，在127个咒骂语实例中，有106个（占83.5%）体现了译者“务实”的行为倾向，仅有21个（占16.5%）体现了“求真”倾向。这表明王际真在翻译咒骂语时，总体上采取了以目标语读者和交际效果为导向的“务实”策略，而非严格忠实于源文本形式的“求真”策略。
2. 各类咒骂语的处理模式： * 有受话者咒骂语是最大类别（112例），其中又以低冲突和贬损型咒骂语为主。对于针对日本侵略者的贬损型咒骂语（如“鬼子”、“乌龟养的”），王际真频繁使用对等和替代策略。例如，将“鬼子”多译为“Japs”（对日裔的蔑称）而非字面的“devils”，既传达了蔑视情感，又使用了目标文化（美国）中熟悉的贬义词汇，体现了“求真”（传达敌意）与“务实”（确保可接受性）的结合。 * 感叹型咒骂语（如“他妈的”、“妈的”）共17例，以及无受话者咒骂语（15例），则主要被省略（特别是语义省略）。例如，源文本中游击队员口中的“他妈的”在译文中被完全删除。这种系统性省略是为了净化语言，塑造抗日人物的正面形象，是典型的“务实”行为。 * 替代策略中，语义替代（26例）多于语境替代（17例）。省略策略则主要发生在语境层面。例如，将“杀什么鬼子”中的“鬼子”根据上下文替换为“one or two of them”，是为了保证句子的流畅与连贯，属于语境替代。 * 委婉化策略应用较少（3例），用于处理涉及性侮辱或身体羞辱的极端粗话。例如，将“滚到他东洋妈的屁股眼里去”温和地处理为“kicked out of here and back to where they belong”，削弱了原文的暴力与粗俗色彩。
3. 影响译者决策的关键因素： 分析表明，译者的选择受到多重因素显著影响： * 说话者与受话者身份：当咒骂语指向日本侵略者时，译者倾向于保留或强化其贬义；当咒骂语出自抗日军民之口且无特定受话者（或可能损害人物形象）时，译者倾向于省略或弱化。 * 语境因素：包括叙事节奏、目标文本可读性等。 * 目标读者：译文面向大学教育程度的西方读者，因此王际真对原文中大量通俗、粗粝的表达进行了“净化”和调整。 * 译者对源文化的认知-情感感知：作为一位中国译者，王际真具有鲜明的民族立场和意识形态倾向。他通过翻译策略（如省略抗日军民的口头粗话，同时保留或转化对日军的咒骂）来构建抗日人物的英勇、正义形象，并传达中国人民的集体愤怒，这反映了他服务于抗战宣传、争取国际同情的“务实”翻译取向。
结论与价值
本研究得出结论：王际真在《战时中国小说选》的咒骂语翻译中，主要表现出“务实为本、求真为补”的行为特征。他采用了对等、替代、委婉化、省略四种策略，其策略选择并非随意，而是受到说话者身份、语境、目标读者及其个人意识形态立场的系统性调控。通过策略性的“净化”与“强化”，他旨在为目标语读者塑造一个更易接受、更具正面意义的战时中国形象，同时传达反侵略的正义呼声。这深刻揭示了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一种受社会文化语境和译者主体性驱动的社会行为。
本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1）方法论上，成功地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与语料库方法、质性分析软件（MAXQDA）相结合，为咒骂语乃至情感负载词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可操作、可复制的分析框架。2）理论上，通过实证数据验证并细化了“求真-务实”连续统模型在具体文本类型（战争文学）和具体语言现象（咒骂语）中的应用，揭示了译者如何在语言忠实与社会效用之间进行动态权衡。3）实践上，对王际真翻译行为的深入剖析，为理解特定历史时期（二战）中国文学外译的复杂性和译者的文化中介角色提供了宝贵案例。
研究亮点
其他有价值的内容
研究在讨论部分进行了有趣的对比研究，提及了其他译者（如Howard Goldblatt翻译莫言作品、西方学者翻译《林海雪原》）在处理粗俗语时与王际真截然不同的策略（更倾向于保留直译），这进一步反衬出王际真翻译行为的特殊性与其特定历史使命的关联。此外，研究也坦承了自身局限，如语料库技术难以完全捕捉咒骂语依赖语境的微妙性，以及研究范围限于单一译者和文本集。这些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例如扩展语料库、结合人工智能进行更精细的情感分析，以及更深入地考察译者所处的历史政治环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