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属于类型b，是一篇学术论文，但不是单一原创研究报告，而是一篇理论探讨性论文。作者为rodney g.s. carter，文章发表于档案学专业期刊《archivaria》第61期，出版时间为2006年。文章题为“of things said and unsaid: power, archival silences, and power in silence”，主要探讨档案中的沉默（archival silences）现象、权力（power）与边缘群体（marginalized groups）记忆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沉默作为一种权力策略的可能性。
文章的核心观点之一是：档案并非中立的空间，而是权力的场所。作者援引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理论，指出档案通过选择性地纳入某些声音而排除另一些声音，实质上参与了社会权力的运作。档案权力不仅表现为保留某些叙事和记录，也表现为排除、遗漏和制造沉默。强势群体通过控制档案的进入权，使边缘群体难以形成自身的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与历史叙述。档案中的沉默因此并非简单的“无记录”，而往往是权力压制的结果。
作者进一步区分了两种沉默：一种是被强加的沉默（unnatural silence），即边缘群体被权力结构剥夺发声机会；另一种是主动选择的沉默（natural silence），即边缘群体有意识地拒绝将记录交予主流档案机构，以此作为抵抗。文章认为，传统上沉默被视为无权者的被动状态，但作者借用女性主义修辞学（feminist rhetoric）和女性主义心理学（feminist psychology）的理论，提出沉默也可以是一种“赋权”（empowerment）行为。沉默并不等于失语，而可能是一种策略性抵抗，尤其是在面对不愿倾听或试图压制边缘声音的主流体制时。
作者详细分析了档案沉默产生的机制。强势群体不仅控制哪些记录可以进入档案，还通过定义何为“合法记录”来排除那些不符合西方文字传统与主流认识论的文献形式。例如，北美原住民的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s）长期不被主流档案机构认可为正式档案记录，这种认知上的偏见使得这些群体的历史难以进入官方记忆体系。作者引用南非档案学者verne harris的观点，指出主流档案对“原住民认识论”（indigenous epistemologies）缺乏回应，这种不回应本身就是一种沉默的制造方式。
档案沉默带来的后果是深远的。文章引用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观点，强调现代记忆本质上是档案化的。如果边缘群体的记录无法进入档案，他们的集体记忆将难以在代际间传递，群体认同（identity）也会因此受损。更严重的是，缺乏档案记录会使边缘群体难以追究历史上的不公正，无法对强势者提出问责。作者引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的“differend”概念，说明当群体失去了表达和陈述自身受害经历的手段时，他们实际上被进一步边缘化。
不过，作者也指出档案中的沉默并非绝对。沉默总是与声音同时存在，二者相互定义。即使在被压制的状态下，边缘群体的痕迹仍可能以间接方式存在于主流档案中。作者提出一种“逆读档案”（reading archives “against the grain”）的方法，即从强势群体留下的记录中寻找被压制群体的痕迹，特别是在国家与公民互动（citizen–state interactions）的记录中，如监狱、医院、精神病院、寄宿学校和集中营的档案。这些记录虽然由权力机构创建，却常常是边缘群体唯一留存的历史证据。作者还引用david greetham的“排斥诗学”（poetics of exclusion）概念，指出压制行为有时反而保存了被排斥群体的知识。
当档案工作者发现沉默时，常会产生填补空白的冲动。文章讨论了多种填补沉默的方法，包括口头历史项目、档案工作者主动创建记录以及文献策略（documentation strategy）等。但作者同时警告，档案工作者在试图帮助边缘群体时，可能由于文化差异、误解或自身主观性而对群体造成进一步伤害。档案工作者不应代替他人发声，也不应浪漫化边缘群体，更不应以所谓的“帮助”来强化其边缘地位。
文章最具特色的部分在于对“沉默作为权力策略”的论述。作者认为，边缘群体可以选择不将记录交给主流档案，以此行使对自身历史的所有权。这种沉默不是被动接受压制，而是主动拒绝被纳入一个可能歪曲其经验的体制。作者引用诗人m. nourbese philip的观点，指出当一个人的话语无法被真正倾听时，保持沉默是一种比屈服更有力的抵抗。莎士比亚《李尔王》（king lear）中cordelia的沉默也被用来说明沉默可以具有颠覆性力量。
在实践层面，文章提出主流档案机构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改善与边缘群体的关系，例如邀请社区成员参与档案的规划、管理和利用决策，通过展览和检索工具提高边缘群体记录的可见度，以及支持边缘群体建立自己的档案机构。作者列举了加拿大妇女运动档案馆（canadian women’s movement archives）和加拿大男女同性恋档案馆（canadian lesbian and gay archives）作为边缘群体自主建立档案机构的实例。这些机构成立的初衷正是因为主流档案未能充分保存边缘群体的历史。
文章的结论是：档案中充满沉默，但沉默的来源和性质各不相同。档案工作者一方面应当努力识别和弥补由权力压制造成的沉默，另一方面也必须尊重边缘群体选择沉默的权利。沉默不应被简单视为负面现象，而应被理解为一种复杂的权力关系表现。档案工作者应在正义与尊重之间保持平衡，既主动邀请边缘群体参与档案建构，又不强求其接受主流档案的纳入方式。这种态度要求档案工作者承认自身的政治角色，放弃对“中立性”（impartiality）的幻想，以更加反思和包容的方式面对档案中的沉默与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