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研究主要探讨了一个在信息系统（IS）研究领域新提出的概念——信息技术身份（IT Identity）——如何影响员工对既有组织技术的使用行为。研究由Michelle Carter（华盛顿州立大学）、Stacie Petter（贝勒大学）、Varun Grover（阿肯色大学）和Jason Bennett Thatcher（天普大学）合作完成，发表于《MIS Quarterly》期刊2020年9月第44卷第3期。

学术背景与研究目标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对信息技术的投资巨大，期望以此驱动收入增长并获取竞争优势。然而，研究表明，仅仅实施和接受技术并不足以维持这种优势。关键在于员工能否创造性地部署和使用组织已有的技术，即超越常规、探索性地运用技术功能来开发新的流程、产品或服务。这种创造性使用，尤其在采纳后阶段（post-adoption context），是连接技术投资与竞争优势的关键环节。

然而，现有研究揭示了一个矛盾现象：那些最有时间发展技能、本应最可能进行创造性技术使用的经验丰富的IT用户，往往最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容易形成“使用习惯”，导致自主探索行为减少。这限制了组织从技术投资中获取额外价值的能力。因此，组织领导者迫切需要更深入地理解，究竟是什么驱动员工对现有组织技术进行创新性使用。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引入并实证检验了“信息技术身份”（IT Identity）这一新构念。它源自结构符号互动主义身份理论，特指个体将对某项熟悉信息技术的使用视为自我意识核心组成部分的程度。一个强烈的IT身份意味着个体认为“使用该技术是‘我是谁’的组成部分”。本研究旨在解决的核心研究问题是：在IT使用的法理网络（nomological net）中，IT身份在解释对不同类型技术的采纳后功能使用（feature usage）和探索性使用（exploratory usage）中扮演何种角色？

具体而言，本研究设定了三个目标：第一，扩展对IT身份本质及其驱动不同形式采纳后IT使用过程的理论理解；第二，将这些过程映射到两个方差模型中，在技术接受与使用统一理论（UTAUT）的框架下实证检验IT身份的作用；第三，考察IT身份的影响在不同技术类型（此处选择了狭义使用技术的代表Microsoft Excel和广义使用技术的代表智能手机）中的稳定性，从而为理论和实践做出贡献。

详细研究流程

本研究采用纵向调查研究设计，通过两轮网络问卷调查收集数据。研究对象为全职工作、在工作中使用目标技术（MS Excel或智能手机）并愿意在两个时间点完成调查的个体。

流程一：样本招募与第一轮数据收集 研究者通过一家市场调研公司招募了两个独立的代表性样本群体：MS Excel用户和智能手机用户。筛选问题确保受访者符合目标样本框架。第一轮调查共有824人访问了每项调查，最终有506人完成了MS Excel调查，509人完成了智能手机调查。这一阶段旨在收集检验模型一（M1，功能使用模型）所需数据，以及模型二（M2，探索性使用模型）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在第一轮问卷中，参与者被问及： 1. 模型一相关：关于先前使用目标技术功能时感知到的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努力期望（Effort Expectancy）、绩效期望（Performance Expectancy）、控制信念（Control Beliefs），以及他们当前的IT身份、功能扩展使用（extended use，使用的功能数量）和功能深度使用（extent of use，功能的使用程度）。 2. 模型二相关：首先，通过列举一些大多数人可能不熟悉的技术功能（如Excel的“迷你图”、“名称管理器”；智能手机的“语音命令开关Wi-Fi”、“飞行模式加速充电”等第三方应用），让参与者接触“新”功能概念。随后，询问他们对使用这些“新”功能的社会影响、努力期望、绩效期望、控制信念的看法，以及他们探索新功能的意愿（Intention to Explore）。 3. 控制变量：同时收集了经验、年龄、性别和使用自愿性（Voluntariness）等作为控制变量。

流程二：第二轮数据收集 在第一轮数据收集三周后，进行了第二轮调查。该阶段旨在收集模型二的因变量数据。市场调研公司邀请第一轮数据被保留分析的参与者完成后续调查。最终，313人完成了MS Excel的第二轮调查，329人完成了智能手机的第二轮调查，有效回复率分别为62%和65%。

流程三：数据处理与测量模型评估 研究者对两轮数据进行了筛选，剔除了异常回答（如“直线作答”或“快速答题者”）。随后进行了初步分析，包括异常值检验、无应答偏差检验、偏度和峰度检验。最终获得MS Excel有效样本303份，智能手机有效样本320份。样本特征分析显示两组人群在性别和年龄分布上存在差异。 研究使用了基于现有量表开发的测量项（详见论文附录）。采用SmartPLS 3.0软件进行评估。测量模型分析显示，所有构念的克朗巴哈系数和组合信度均高于0.70，表明信度良好。所有题项在其对应构念上的负载均显著且高于0.70。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均大于0.50，且每个构念的AVE均大于其与其他构念的平方相关系数，证明了良好的区分效度。此外，未发现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证据。

流程四：结构模型分析与假设检验 研究采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来评估结构模型。分析包含了所有假设关系以及年龄、性别、经验、自愿性等控制变量，同时也纳入了先前UTAUT研究中发现的显著双向交互项。通过使用5000次子样本的Bootstrapping方法来确定每条结构路径的显著性（p值）。 研究者分别对模型一（功能使用）和模型二（探索性使用）进行了检验，并在分析中呈现了仅包含直接效应的理论模型、包含直接效应和控制变量的模型，以及包含所有效应（直接效应、控制变量、交互效应）的完整模型的路径系数和p值，以展示IT身份构念的稳定性。

主要研究结果

模型一（M1）结果：IT身份与功能使用 所有假设均得到支持，且结果在MS Excel和智能手机两种技术中表现一致。 1. IT身份对功能使用的影响（H1a, H1b）：IT身份对功能扩展使用和功能深度使用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个体对某项技术的认同感越强，就越倾向于使用该技术更多的功能，并且更深入、更频繁地使用这些功能。 2. 先前使用信念对IT身份的影响（H2, H3, H4）：与先前功能使用相关的社会影响、努力期望和绩效期望，均对IT身份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当个体认为使用某项技术得到了重要他人的认可（社会影响）、感到使用起来容易（努力期望）、并且能带来工作绩效提升（绩效期望）时，他们会更倾向于将使用该技术纳入自我认同。这三者共同解释了IT身份49%的方差（MS Excel和智能手机结果相同）。 3. 控制信念的调节作用（H5a, H5b）：控制信念（即对组织和技术支持的感知）正向调节了IT身份对功能扩展使用和深度使用的影响。然而，简单斜率分析表明，这种调节效应并非在所有IT身份水平上都相同。具体而言，在IT身份水平较低时，增加组织资源和支持并不能放大IT身份对功能使用的影响。只有当个体对技术有较强的自我认同时，良好的组织支持才能进一步促进其更广泛和深入的使用。 4. 模型解释力与中介作用：对于功能扩展使用，模型一解释了MS Excel样本20%的方差，智能手机样本15%的方差。对于功能深度使用，则分别解释了26%和17%的方差。Sobel检验等中介分析表明，IT身份在社交影响、努力期望、绩效期望与功能使用之间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是一种间接型中介。 5. 控制变量：性别对两种技术的功能使用均有负向影响（在编码中，可能女性为较高值，意味着女性报告的功能使用水平较低）。年龄仅对智能手机的功能使用有负向影响。经验和自愿性对功能使用无显著影响。

模型二（M2）结果：IT身份与探索性使用 所有假设同样得到支持，且在两种技术中结果一致。 1. IT身份对探索意愿和行为的影响（H6, H7）：IT身份不仅对探索新功能的意愿有直接正向影响，也直接正向影响尝试创新的行为。这表明，强烈的技术认同本身就驱动了个体去了解和尝试技术的新用途。 2. IT身份对新功能使用信念的影响（H8a, H8b, H8c）：IT身份显著正向影响个体对使用新功能的社会影响、努力期望和绩效期望的感知。也就是说，认同某项技术的个体，更倾向于相信重要他人会支持他们使用新功能，认为学习新功能会比较容易，并且相信新功能会提升他们的工作表现。 3. UTAUT传统路径：与UTAUT理论一致，对新功能的社会影响、努力期望和绩效期望感知，均正向影响探索意愿；而探索意愿和控制信念则正向影响尝试创新的行为。 4. 模型解释力与中介作用：对于探索意愿，模型二解释了MS Excel样本62%的方差，智能手机样本55%的方差。对于尝试创新行为，则分别解释了36%和33%的方差。中介分析显示，社会影响、努力期望和绩效期望（针对新功能）是IT身份与探索意愿之间的互补型中介。同样，探索意愿是IT身份与尝试创新行为之间的互补型中介。 5. 控制变量：经验和对使用新功能的自愿性，与探索智能手机新功能的意愿呈负相关。其他控制变量影响不显著。

研究结论与价值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IT身份是驱动采纳后IT功能使用和探索性使用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强烈的IT身份会促使个体最大化地利用已知技术功能，并在环境出现“干扰”（如新任务或发现新功能）时，触发探索行为以维持其“精通掌握”的自我感知。研究验证了IT身份在UTAUT法理网络中的位置：对于持续性的功能使用，IT身份完全中介了先前使用信念（社会影响、努力期望、绩效期望）的影响；对于探索性使用，IT身份则是这些信念的前因，并对其有直接效应。

科学价值： 1. 理论贡献：本研究实证验证并拓展了Carter和Grover（2015）提出的IT身份理论模型。它清晰地阐述了身份验证过程如何激励不同形式的IT使用，为理解采纳后行为，特别是触发创造性和探索性使用的机制，提供了重要的新视角。它将身份理论与主流的技术接受模型（UTAUT）相结合，深化了我们对IT使用随时间演变的理解，揭示了从成本效益分析向内驱力（身份验证）转变的过程。 2. 方法论贡献：研究通过精心设计的纵向调查，将IT身份的操作化定义应用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术，证明了其测量具有跨技术的稳定性和普适性（Technology Agnostic），即IT身份的影响机制不因技术类型而异，这增强了该构念的理论力量和实用价值。

应用价值： 研究为组织管理实践提供了 actionable 的建议。既然IT身份可以被培养或干预，组织领导者可以设计相应的措施来强化员工的IT身份，从而鼓励更有效、更富创造性的技术使用，从现有IT投资中榨取更多价值。例如，创造让员工能成功掌握并控制技术功能的环境，认可并奖励技术使用的创新，以及提供必要的组织和技术支持（尤其是在员工已形成较强技术认同时），都是潜在的干预方向。

研究亮点与特色

1. 重要发现：明确揭示了“IT身份”这一心理构念是连接个体技术使用经验与后续深度、创新使用行为的核心桥梁。解决了“为何经验丰富者反而不探索”的悖论，指出习惯的形成可能压制了身份驱动的探索动机，但强烈的身份认同本身能够抵抗这种惯性，并在遇到挑战时激发探索。
2. 新颖性：首次将“物质身份”（Material Identity）的概念系统性地引入信息系统研究，并将“自我”而非技术属性作为核心，开辟了理解人机互动的新路径。提出的“身份验证-干扰触发探索”机制，为探索性使用研究提供了新颖的理论解释。
3. 研究设计的严谨性与普适性：采用双技术（狭义vs广义）、双时点的纵向研究设计，不仅增强了结论的内部效度，还强有力地证明了IT身份理论在不同技术语境下的稳健性，使得研究发现具有更广泛的推广意义。

其他有价值的内容

研究也讨论了其局限性并指出了未来方向。例如，模型可能不适用于全新系统（因为身份尚未形成）；使用同一批参与者评估熟悉和新功能可能存在混淆；以及模型对持续性功能使用的方差解释力相对较低，这可能暗示需要更丰富的使用概念化，也可能反映了特定技术（如Excel）的核心功能集在使用上本身趋同。未来研究可以探索IT身份在不同情境（如结构化vs非结构化任务、工作vs家庭）、不同社会群体中的表现，以及技术或组织层面的“干扰干预”如何最有效地触发创造性使用。探讨IT身份与心理所有权（Psychological Ownership）、IT文化（IT Culture）等相近构念的互动，也是富有潜力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