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研究》2022年第4期刊载了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发林题为《现实制度主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合成》的学术论文。该文旨在针对当前国际关系现实的新变化，特别是国际体系呈现的“无政府性”与“制度性”双重特征、大国关系“冲突—合作复合形态”以及国际秩序变迁趋势，提出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框架——现实制度主义（Realist Institutionalism）。本文属于一篇理论构建型论文，旨在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综合与创新。

论文的主要观点与论证如下：

第一，论文系统阐述了进行理论创新的背景与必要性。 作者指出，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国际关系现实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体系制度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关系形态日益复杂，呈现出既非单纯冲突也非纯粹合作的“冲突—合作复合形态”。然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如现实主义强调权力冲突，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合作）与变化中的经验现实之间出现错位，解释力下降，出现了“理论式微”与理论创新需求并存的局面。因此，亟需发展新的理论工具来更准确地解释这些新现象，特别是国际制度竞争如何影响国际秩序演进。本文的研究目标正是尝试对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两大理性主义主流理论进行合成，融合其“权力逻辑”与“制度逻辑”，构建“现实制度主义”理论，以解释国际体系新特征、国际关系新形态和国际秩序变迁。

第二，论文梳理并评述了现有理论中权力逻辑与制度逻辑融合的尝试，为自身理论构建奠定基础。 作者从两个层面进行了梳理：其一，范式内的拓展。例如，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制度逻辑下接受了权力因素；而现实主义的不同分支（如古典现实主义、吉尔平式、克拉斯纳式、米尔斯海默式的新现实主义）也对国际制度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将其视为权力的附属品、工具或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因素。其二，范式间的折中或合成。作者回顾了在宏观理论、具体理论、分析框架和概念四个不同层级上融合权力与制度逻辑的努力。例如，罗伯特·基欧汉的理论本身就被视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要素的综合；奥利·韦弗尔提出了“新新合成”的呼吁。在分析框架层面，罗纳德·克雷布斯、J. 塞缪尔·巴尔金、帕特里夏·韦茨曼以及国内学者李巍等都曾使用或论述过“现实制度主义”或类似概念，将其作为一种折中性的分析工具，强调国际制度兼具公共物品属性（中性）和权力工具属性（非中性）。在概念层面，“制度性权力”概念概括了国际制度作为权力来源、工具和对象的属性。作者认为，这些既有研究为理论合成提供了基础，但大多停留在分析框架或概念层面，缺乏系统的理论化构建。

第三，论文详细阐述了“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核心内涵、假定与假设，构建了完整的理论逻辑框架。 这是本文的核心贡献。作者首先明确了为何使用“现实制度主义”这一概念，指出其主流用法是指将权力和制度逻辑进行融合的折中分析框架或理论，并基于国际关系的历时性、当前国际关系“冲突—合作复合形态”的特征以及解释国际秩序变革的现实需求，论证了将其进一步理论化的必要性。 理论的核心回答的问题是：在表现为冲突—合作复合形态的国际制度体系中，国际秩序将如何演进？围绕此问题，作者提出了三个基本假定和两个核心假设： 1. 三个假定： * 假定一：主权国家是理性且自利的单一行为主体，有追求权力的天然倾向。此处权力主要指国际制度性权力。 * 假定二：国际体系兼具无政府性（缺乏超国家政府）和制度性（国际制度成为体系基本构成元素）。 * 假定三：国际制度具有三重权力属性——既是权力的作用对象，也是权力的工具（兼具中性与非中性），还是权力的来源。 2. 两个核心假设： * 假设一：国际制度的多重权力属性和由此形成的国际制度性权力结构，导致了国际关系的冲突—合作复合形态。作者指出，国际制度同时作为权力对象（导致冲突）、权力工具（可导致合作或冲突）和权力来源（可导致合作），这三种逻辑在现实中并存，使得国家间关系呈现出时而冲突、时而合作；部分领域冲突、部分领域合作；对不同对象国关系不同；以及处于冲突到合作的连续谱系中等复杂形态。 * 假设二：大国间的国际制度竞争将决定国际秩序演进的方向和方式。演进方向由竞争中占据优势一方的认知和偏好决定；演进方式的冲突性强弱，则取决于国际制度自主性与国家权力自主性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国际制度自主性越高，对国家权力的约束越强，秩序变迁的冲突性越低；反之则冲突性越高。 基于上述假定和假设，作者勾勒出完整的理论逻辑（参见原文图4）：在无政府且高度制度化的国际体系中，国家行为根本动力是追逐国际制度性权力。国际制度的三重权力属性（对象、工具、来源）共同构成了国际制度性权力的内涵，并决定了国际关系必然呈现冲突与合作交织的复合形态。国家对国际制度性权力的长期竞争与追逐，会改变国际制度性权力分配和国际制度体系，从而最终决定国际秩序变迁的方向与方式。

第四，论文明确了“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属性与未来研究议程。 在理论属性上，作者指出：1) 构建方法：属于范式间合成，综合运用了折中、回归、批判和合成路径。2) 理论层级：是宏观理论（如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之下的一种具体理论。3) 本体论：具有个体主义偏好，是一种体系理论，但强调了施动者（国家）与结构（国际制度体系）的相互影响，而非单向决定。4) 认识论：具有物质主义偏好，是一种理性理论，遵循结果性逻辑，强调国际制度结构对利益权衡和行动选择的决定作用（制度结构选择）。 基于其理论内涵，作者提出了现实制度主义的四个核心研究议程：1) 研究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制度化带来的新变化；2) 系统描述和解释“冲突—合作复合形态”；3) 探究国际制度的变迁路径和自主性的度量；4) 分析大国制度竞争与国际秩序变革的关系。

第五，论文以中美关系为例，进行了初步的经验分析，展示了理论的应用潜力。 作者指出，在当前国际体系中，中美竞争已超越传统军事领域，扩展至高科技、金融、贸易等多维度，其核心形式之一便是国际制度竞争。中美之间广泛而多维的制度联系（如在不同国际组织、规则体系中的互动）正是导致两国关系呈现“冲突—合作复合形态”的重要原因。运用现实制度主义分析，中美在既有国际制度体系内的博弈（如改革与维护、创建替代性制度等），将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演进方向和冲突/合作程度产生决定性影响。

本文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在于： 1. 理论创新价值：直面主流理论解释力不足的困境，明确提出了一个融合权力与制度逻辑的新的具体理论框架——“现实制度主义”，试图为理解变化中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制度竞争与秩序变迁，提供更具整合性的分析工具。 2. 系统化构建：相较于此前类似概念多用于分析框架，本文首次尝试对其进行系统化的理论构建，明确了其核心问题、基本假定、核心假设、内在逻辑和理论属性，使其成为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雏形。 3. 强烈的现实关怀：理论构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当代国际关系的新现实，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国际秩序的变迁态势，体现了国际关系理论“问题导向”的研究趋势。 4. 启发性强：论文不仅提出了理论本身，还清晰地规划了未来的研究议程，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深化指明了方向。其对国际制度多重权力属性、国际制度性权力、国际制度/国家权力自主性等概念的辨析与关联，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总而言之，张发林副教授的这篇论文是一次重要的理论合成尝试。它系统地论证了在高度制度化的无政府体系中，权力政治如何通过国际制度这一核心媒介展开，并塑造了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复杂国际关系形态及秩序演进路径。尽管作为理论雏形，其精确性和实证检验尚待后续研究完善，但它为理解当前大国竞争与国际秩序转型提供了一个富有洞察力的新视角和分析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