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报告：文学翻译中的语言变异问题——《茶馆》汉西译本分析
一、作者与发表信息
本研究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的Yi Wang执笔，论文以西班牙语撰写，发表于期刊*alpha*第56期（2023年6月），页码181-196，DOI编号10.32735/s0718-22012023000563050。论文于2021年3月10日收稿，2023年1月20日接受。
二、学术背景与研究目标
语言变异（linguistic variation）是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现象，指同一语言内因地理、社会、语境等因素产生的差异。在翻译领域，如何处理源文本中的语言变异（如方言、口语化表达）是长期存在的难题。汉语尤其具有“双言现象”（diglossia）：普通话（标准语）与多地方言并存，而北京话（pekinés）作为北方方言分支，兼具语音、词汇及文化独特性。
本文以老舍话剧《茶馆》及其两个西班牙语译本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汉西文学翻译中语言变异的处理策略。核心假设是：译者倾向于采用“标准化”（standardization）作为主要解决方案，即淡化方言和口语特征以适配目标语言规范。研究通过定量与定性分析，验证这一假说并总结翻译中的共性问题。
三、研究流程与方法
语料选择与理论框架
- 语料：选取《茶馆》原文及两个西语译本（VT1为逆向翻译，VT2为直接从汉语译出）。选择依据包括：
- 老舍作为“京味文学”代表，其作品富含北京方言标记。
- 《茶馆》为话剧，对话密集且包含大量非标准语（如儿化音、轻声词、俚语）。
- 理论模型：基于Romero (2010)的语言变异分析框架，适配书面文学翻译特点。
分析单位与分类
- 微观单位（元素标记）：识别原文方言/口语标记（如儿化词“儿”、轻声词“子”）及其译文对应形式。
- 中观单位（角色台词）：在完整对白中考察标记的语境功能。
- 宏观单位（人物群体）：将角色分为三类——普通市民（如王利发）、社会底层（如唐铁嘴）、权势代表（如二德子之子），分析语言变异如何塑造其社会文化形象。
具体分析方法
- 方言标记：分为三类——
- 语音标记（如儿化音，通过“儿”字标注）。
- 词汇标记（如北京特有词汇，以三部北京话词典验证）。
- 社会方言（如粗俗语，限于低教育阶层角色）。
- 口语标记：划分为文本组织标记（如连接词重复）、形态句法标记（如非正式语序）、词汇标记（如语气助词“啊”）。
数据收集与统计
- 统计原文及译本中三类角色的台词数量、标记频率（如每句平均口语标记数），对比译本间的策略差异。
四、主要研究结果
原文的语言变异特征
- 口语标记：84.5%的台词含口语特征，其中：
- 语气助词（如“呢”“啦”）占比最高（34.5%）。
- 社会底层角色（如二德子之子）口语标记密度显著高于其他群体（95.5%对普通市民的84.2%）。
- 方言标记：24.9%的台词含方言特征，以语音（58.8%）和词汇（41.2%）为主，社会方言仅见于底层角色（如“兔崽子”）。
译本的标准化倾向
- 口语标记：译本保留率仅36-38%，原文语气助词完全消失，转为西语惯用的语篇连接词（如“pues”“entonces”）。
- 方言标记：
- 地理方言（如儿化音）在两译本中均未保留（标准化为西班牙语通用表达）。
- 社会方言仅VT2保留1例粗俗语（“hijo de perra”对应“狗日的”）。
人物形象弱化
- 标准化导致角色社会层级差异模糊化。例如，唐铁嘴的市井无赖形象因粗俗语缺失而减弱，王利发的“京味儿”因儿化音删除而淡化。
五、结论与价值
理论意义
- 证实汉西文学翻译中标准化策略的主导性，呼应Mayoral (1999)提出的“语言变异不可译性”困境。
- 揭示翻译过程中文化表征的损耗：方言的地理/社会功能难以通过目标语重构。
实践启示
- 建议译者通过补偿手段（如注释、加注音译）部分保留变异特征，或采用目的语方言对应（如用安达卢西亚方言模拟北京话的“非正式性”）。
六、研究亮点
1. 方法论创新：首次将Romero (2010)的影视翻译分析框架适配至汉西文学翻译研究。
2. 跨语言对比：量化展示了汉语口语标记（如语气词）与西语语篇策略的根本差异。
3. 文化视角：强调方言不仅是语言现象，更是社会身份载体，其标准化可能削弱原作批判性（如对封建势力的讽刺）。
七、其他发现
译本间差异体现译者选择：VT1过度使用省略号模拟口语停顿（25.9%对原文0.8%），VT2则尝试通过非常规语序（如倒装句）强化口语感，但效果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