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档属于类型a,即报告了一项单一原创研究。以下是针对该研究的学术报告:
研究作者与机构
本研究由Erik Lindqvist(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和工业经济研究所)和Robert Östling(斯德哥尔摩大学)共同完成,发表于2010年8月的《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期刊,DOI为10.1017/S0003055410000262。
学术背景
该研究聚焦于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与政府规模(size of government)之间的关系,属于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的背景源于传统政治经济学模型(如Meltzer和Richard的再分配模型)无法完全解释不同国家政府规模的巨大差异。例如,2000年瑞典的政府消费占其总消费的34.3%,而美国仅为17.6%。这种差异促使研究者探讨政治偏见的分散或极化是否也是政府规模的决定因素。
研究的目标是通过选民自我报告的政治偏好测量政治极化,并检验其是否能够解释不同国家政府规模的差异。此外,研究还试图探讨政治极化与政府规模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中的异质性。
研究流程
1. 数据收集与测量
- 研究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2000年的数据,部分国家使用了1995年的数据以增加样本量。
- 通过四个经济政策问题测量选民的政治偏好,问题涉及收入平等(equality)、私有化(private)、政府责任(gov)和竞争(comp)。
- 使用标准差作为政治极化的主要测量指标,并辅以Esteban和Ray的极化指标和双极化指标进行验证。
变量与控制
分析方法
稳健性检验
主要结果
1. 政治极化与政府规模的负相关关系
- 在民主国家中,政治极化与政府规模显著负相关。例如,政府责任问题的极化指标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政府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下降4个百分点。
- 在非民主国家中,这种关系不显著,支持了极化影响政府规模而非反之的因果解释。
极化在政府支持者中的更强效应
制度碎片化的调节作用
其他发现
结论与意义
研究表明,政治极化在民主国家中显著降低了政府规模,且这种关系可能是因果性的。研究为理解政府规模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揭示了政治极化通过影响政府决策和制度碎片化对公共支出的作用。此外,研究还强调了选民偏好直接测量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研究亮点
1. 首次使用选民自我报告的政治偏好直接测量政治极化,并检验其与政府规模的关系。
2. 通过分样本分析和工具变量方法,为极化与政府规模的因果关系提供了有力证据。
3. 揭示了制度碎片化在极化与政府规模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为否决者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
其他有价值的内容
研究还探讨了极化影响政府规模的具体机制,如动态战略行为(strategic incumbents)和两阶段预算投票(two-stage voting on the budget),尽管这些机制的实证支持较弱,但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方向。
以上报告全面介绍了该研究的内容、方法和意义,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详细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