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德国汉学研究：以基歇尔、米勒、门采尔、巴耶尔为中心

作者： 张西平
期刊： 《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冬之卷
类型： 学术综述

本论文系统梳理了17世纪德国汉学在欧洲东方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成就，并指出，在欧洲本土汉学尚未兴起的时代，德国凭借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米勒（Andreas Müller）、门采尔（Christian Mentzel）与巴耶尔（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四位核心人物，开启了不同于来华耶稣会士的欧洲本土汉学研究。论文以个案深度剖析的方式，详细阐述了这四位汉学家的生平、著作、研究方法和学术贡献，并揭示了他们之间的学术承继关系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其核心观点在于：在18世纪法国成为欧洲汉学中心之前，17世纪的德国是欧洲汉学研究的重镇。

论文首先以耶稣会士基歇尔及其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为开篇。基歇尔作为一位博学的“文艺复兴式人物”，其《中国图说》于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该书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式巨著，共分六个部分，涵盖了从大秦景教碑的解读、西方赴华旅行路线，到中国及亚洲的宗教信仰、风土人情、建筑技艺乃至语言文字等诸多领域。论文重点剖析了该书在语言学研究上的两大贡献：其一，基歇尔（由其合作者卜弥格完成）首次对1561个汉字的大秦景教碑全文进行了逐字的拉丁字母注音和释义，形成了事实上的第一部公开发表的汉拉字典。尽管译文存在缺陷，但这一系统性的注音工作为欧洲学者研究汉语发音提供了基础材料。其二，基歇尔展示了中国古代的十六种文字类型，如伏羲龙书、穗书神农等，并提出了汉字与埃及象形文字一样，都是基于自然事物图像的观点。尽管这些古文字的类型介绍带有臆想成分，且其来源后被考证为中国类书《万宝全书》（*Wanbao Quanshu*），但这一工作极大地激发了欧洲对于中国文字奥秘的兴趣。论文认为，《中国图说》法文版（1670年）中还收录了一部《汉法字典》，其作者至今仍是学术悬案，可能是卜弥格、利玛窦或他人所作，这成为中西语言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图说》奠定了欧洲中文研究的基础，催生了欧洲早期汉学。

紧接着，论文介绍了因宣称发明了“中文钥匙”（Clavis Sinica）而闻名于世的语言学家安德烈亚斯·米勒。米勒具有极高的语言天赋，受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的赏识与资助。其汉语研究主要是将基歇尔公布的汉字与注音进行系统化整理，并编写了多部与汉学相关的著作，如《关于契丹国的历史和地理》和《中国碑刻》。他的一大实务贡献是为皇家藏中文书编目并制作了一套木活字模，为中文在欧洲的印刷做了准备。然而，米勒对“中文钥匙”这一研究秘而不宣，甚至临终前烧毁了手稿，引起当时学界的极大遗憾。米勒的工作尤其引起了哲学家莱布尼茨的极大兴趣和关注。莱布尼茨曾为此向米勒提出十四个关于汉字属性、结构和学习方法的深刻问题。通过这些提问，论文展示了莱布尼茨作为理性主义哲学家对汉语的敏锐洞察：他拒绝从《圣经》神学角度曲解汉字，而是倾向从理性与语言学本身出发，认为汉字是表示“事物”的表意文字，并推测其存在类似基本字母的确定元素，从而可以组合成更多文字。莱布尼茨的这些思考，使得米勒未竟的“中文钥匙”研究成为17世纪欧中思想交流史上一段引人入胜的学术公案。

论文的第三个聚焦点是医生出身的汉学家克里斯蒂安·门采尔。门采尔年近六十方始研究汉学，曾师从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和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来华耶稣会士。他的研究以务实和系统化为显著特征。其代表作是一部《拉丁语小辞典》（*Sylloge Minutiarum Lexici Latino-Characteristici*），该小册子以基歇尔书中的大秦景教碑汉字及注音为素材，编排为拉丁字、拉丁化注音和汉字对照的形式。他更具分量的工作是基于中国字书《字汇》和《正字通》编纂的一部八卷本大作，按汉字部首和组合形式进行编排，并附有语音注释和拉丁语翻译，这标志着欧洲学者尝试根据汉字自身规律编著工具书的进步。此外，他还编写了《简明中国纪年》，在柏应理历史年表的基础上为每位中国帝王名号标注了中文。门采尔的研究成果大部分被保存于柏林皇家图书馆，为后来的德国汉学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最后，论文详细论述了被誉为欧洲第一位职业汉学家的特奥菲鲁斯·西格弗里德·巴耶尔。巴耶尔从康涅斯堡大学毕业后，凭借广博的语言学和历史学素养，逐步将研究方向聚焦于中国。1735年，他出任俄国彼得堡科学院的东方古籍史院士，成为欧洲历史上首位以汉学为职业的学者。1730年，他出版了汉学代表作两卷本的《中国博览》（*Museum Sinicum*），这是欧洲第一部关于汉语语言的印刷著作。该书序言长达近五万字，首次系统回顾了欧洲，特别是17世纪德国汉学发生的历史，表现出明确的学科自觉意识。正文第一卷研究汉语语法，汇编了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和柏应理的语法材料，并首次介绍了一种漳州方言的语法。第二卷则是一部包含一万余字的字典和配套的注释，同时收录并注释了《大学》、《孔子传》等作为文化学习材料。巴耶尔的学术视野和实践已大大超越其德国前辈。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与中国本土的耶稣会士学者如宋君荣（Antoine Gaubil）、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戴进贤（Ignatius Kögler）等建立了直接的书信联系和学术交流，从他们那里获取书籍和知识。巴耶尔的工作清晰展现了一条知识传递路径：中国知识经由在华耶稣会士，最终催生了欧洲本土的专业汉学研究。

这篇论文通过详实的史料，清晰地描绘出17世纪德国汉学从基歇尔的资料汇编、米勒的秘钥探求、门采尔的系统编纂，到巴耶尔的学科创立的完整发展链条。其学术价值在于它有力地论证了17世纪德国在欧洲汉学史上的先驱与主导地位，填补了学术界对该时期德国本土汉学研究的薄弱认识，并揭示了汉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在欧洲从萌芽到初步确立的动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