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由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刘晓峰撰写的论文《无本译写:一个亟待开发的翻译研究领域》发表于《外语教学》期刊2023年9月第44卷第5期。该文属于一篇提出新理论范畴与学科构想的学术论文，旨在为翻译研究开拓一个被长期忽视的边缘领域。

本文的核心在于提出并系统阐释了“无本译写”（textless trans-writing）与“无本译写研究”（textless trans-writing studies）两个新范畴。文章认为，翻译学自James Holmes于1972年确立学科基础以来，其研究长期默认并聚焦于“有本翻译”，即从一个固定的源语文本（single physical source text）到目标语文本的转换活动。然而，人类复杂的翻译实践中存在一种隐性行为，它没有单一的、固定的原文底本，却同样涉及跨语言、跨文化的意义传递与构建，作者将这种行为命名为“无本译写”。围绕这一活动及其成果和影响展开的系统性研究，则构成了“无本译写研究”或“无本译写学”。本文的主要论点在于论证这一领域的客观存在、厘清其定义与特征、探索其研究内容，并阐明其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无本译写”的定义、特征与分类 文章首先对“无本译写”进行了清晰界定。它指“没有单一底本的译写活动”，其译写对象是“译写语言和译写对象国（文化）为非本土关系”的一切人文与自然元素。关键在于，“无本”并非指完全没有资料来源，而是指没有一个固定的、完整的原文文本作为直接转换的蓝本。其资料来源可能是多本、碎片化的文本、多模态材料，或是经过译写者心智加工后形成的“合成式心理文本”（blended mental text）。与传统的“有本翻译”（落脚于“译”）不同，“无本译写”中“译”的成分服务于“写”，最终落脚于“写”，是“译”与“写”相互协作、互释互构的连续体关系。 作者归纳了“无本译写”的六大特征：1）无单一原文底本；2）独特的“译”“写”关系；3）译写语言与对象无本土关系；4）两者存在范畴与概念差异；5）预设读者与对象无本土关系；6）译写者语言背景的多样性。基于译写者使用的语言（母语或非母语）与译写对象（本土或非本土）的关系，文章进一步将“无本译写”分为两大类：1）母语无本译写：指用母语译写非本土内容（如英语母语者用英语撰写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2）异语无本译写：指用非母语进行译写，并可细分为“异语本土无本译写”（如中国人用英语写中国文化）和“异语非本土无本译写”（如荷兰人用英语写中国文化）。

“无本译写”存在的理据 文章从学术思想史和语言哲学层面为“无本译写”的存在提供了理据。作者追溯了蔡元培“意识而为语言，一译也”的观点、王宏印提出的“异语写作”中的翻译问题、赞宁“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的论述，以及国外学者如Smith和Rannie关于翻译思想与灵魂的言论，指出前人的思考已为“无本译写”播下了种子。更深层的理据在于语言世界观差异。引用巴赫金关于两种语言代表两种世界观“面对面瞧着”的观点，以及洪堡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等相关语言学思想，文章论证了不同语言文化间概念、范畴和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差异。当用一种语言去表达并非其原生土壤的文化内容时，必然产生概念错位和表达困境，这使得“译写”行为——而非单纯的“写作”或“翻译”——成为必然的、客观存在的跨文化交流形态。

“无本译写研究”的学科内涵与邻近范畴辨析 “无本译写研究”作为翻译学的边缘性子学科，其研究内容极为丰富。文章列举了其独有的研究领域，例如：源文底本碎片的追寻与整理、译写者的底本选择与心理文本合成机制、译写本的语篇结构分析、“译”“写”心智过程研究、译写者主体性、译写对象的形象建构、文化/政治意蕴的准确性、话语系统与叙事风格、译写伦理、历时与共时的主题演变、无本译写史等。同时，传统翻译学的许多议题在“无本译写研究”框架下也会产生新的问题。 为了廓清边界，文章重点辨析了“无本译写研究”与几个邻近范畴的关系： 1. 与“变译理论”：黄忠廉提出的“变译理论”也涉及“多源一译”，但其落脚点始终是“译”，其“写”（如综述、述评）是服务于“变译”的技巧。而“无本译写研究”中，“译”服务于“写”，且其研究旨趣在于填补翻译学学科的本体空白，更具学科领域的完整性意义。 2. 与“汉学/中国学”：汉学和中国学是基于中国文化本位的学术研究，而“无本译写研究”是第三方视角，关注跨语言文化转换行为本身的过程、策略与影响，两者虽有内容交集，但研究焦点和范围不同。 3. 与“异语写作”、“跨语际实践”、“跨语言写作”：这是最易混淆的领域。王宏印提出的“异语写作”本质属于“写”的范畴，其提出是为了服务其“无本回译”理论。刘禾的“跨语际实践”侧重于新词语、话语模式在跨语言接触中的产生与流通过程。而“无本译写”本质是“译写”，属于翻译学范畴，其范围更广（包含“异语非本土无本译写”），且采取第三人称的全知研究视角。部分“跨语言写作”的过程和文本可被纳入“无本译写研究”范畴进行考察。

“无本译写研究”的应用价值与现实意义 文章着重论述了该研究领域，特别是针对中国的“母语无本译写研究”的重大现实意义，主要体现为应对“他者误读中国”和助力“理解与翻译中国”两个方面。 1. 应对他者“误读”中国：作者援引汪荣祖的观点，指出海外著名学者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常存在“离谱的误读”、“严重的曲解”、“荒唐的扭曲”等问题。这些著作（如史景迁、孔飞力、慕唯仁等人的作品）正是典型的“母语无本译写”文本。由于历史原因，国内学界有时对西方学术成果疏于辨析。系统研究这些“无本译写”文本中的话语构建、误读成因（客观误译或主观曲解），是破除偏见、澄清误解的基础性工作。 2. 助力“理解与翻译中国”国家战略：该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应用价值：首先，通过研究他者如何译写中国，可以了解其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其用以描述中国的话语系统。这有助于我们在对外传播中，有的放矢地接纳合理话语、矫正误解话语、消除敌对话语。其次，研究他者构建的中国形象，能使我们更有效地通过翻译建构自身形象。再者，“无本译写”的成果可以作为培养对外翻译人才的重要素材，帮助译者了解目标读者的认知现状，从而制定更有效的翻译与传播策略。最后，“无本译写”作为跨文明交流的长期实践，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文明互鉴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结论与展望 文章总结道，“无本译写研究”与“有本翻译研究”、“无本回译研究”共同构成翻译研究的三个基本领域。长期以来，学界忽视了“无本译写研究”这一重要板块。在当前中国语境下，尤其需要重视对多语种“无本译写”（特别是西方对中国的“母语无本译写”）中中国形象与话语系统的研究，同时也要关注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译写，并培养中国自身的“异语非本土无本译写”能力。该领域的开拓，不仅对于服务国家对外传播战略、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完善翻译学学科架构、构建中国翻译学自主话语体系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

本文的亮点与价值 本文的核心贡献在于理论创新与问题意识。其亮点主要体现在： 1. 提出原创性理论范畴：清晰定义了“无本译写”与“无本译写研究”，为翻译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具有合法性的研究疆域。 2. 强烈的现实关照：将理论构建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结合，明确指出该研究在应对西方话语误读、助力中国国际传播方面的重大应用价值，使理论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针对性。 3. 系统的理论建构：不仅提出概念，还深入阐述了其特征、分类、存在理据，并与多个邻近学科范畴进行了细致辨析，展现了严谨的学理思考。 4. 丰富的议题前瞻：勾勒出“无本译写研究”庞大而具体的研究内容图谱，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和路径。

这篇论文是一篇具有开拓性的理论宣言，它敏锐地捕捉到了翻译实践中一个长期存在却被理论界忽视的灰色地带，并通过系统的论证将其提升至学科建设的高度，对翻译学研究范式的拓展和中国学术话语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