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旷之博士（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教师）于2025年5月在《美术研究》（art research）发表的论文《借科学与美术陶铸国民之道德：蔡元培的世界主义观与现代性方案》，聚焦于蔡元培教育思想中世界主义与美育理论的独特关联。本文属于类型b的学术论文，通过思想史视角系统梳理了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的理论渊源与实践路径。

思想渊源：从”群学”到世界主义的理论演进
蔡元培的思想觉醒始于甲午战败，其早期受严复译介的《天演论》《群学肄言》影响，形成”由小群而大群”的”群学-大同主义”观（《群学说》1902）。与同时代严复、梁启超强调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同，蔡元培更注重”拓之为世界”的天下关怀。1902年评论日英联盟时，他已提出”以世界主义扩民族主义之狭见”（《日英联盟》），1904年小说《新年梦》则通过”中国一民”形象表达对”世界人资格”的向往。留德期间（1907-1911），蔡元培通过《中学修身教科书》系统阐释其世界主义观：个人权利平等是”国家成立之本”，国际关系应遵循”无有害于人类全体之幸福”的本务，这一主张明显受到康德《永久和平论》关于共和制、国际联邦与世界公民法权思想的影响。

理论框架：康德启蒙思想与席勒美育理论的融合
蔡元培将康德”人格”概念具象化为”智、情、意统一”的健全人格（《中学修身教科书》1912），认为教育应培养”使用自己理智”的启蒙公民。其独特处在于引入席勒（Schiller）《美育书简》（Brisfe über die äthetische Erziehung）的审美教育理论，将美育作为调和感性与理性、塑造道德人格的关键。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1912）中，他提出”五育并举”方案：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属”现象世界”，需通过美感教育这一”津梁”通达”实体世界”。这种将康德形而上学转化为教育实践的尝试，形成”审美与启蒙联姻”的特质：既坚持审美无功利性，又强调其改造国民性的社会功能。

概念辨析：”美术”与”美育”的广狭二义
论文详细考证了蔡元培对”美术”（fine art/belles-lettres）概念的双重界定。早期（1900-1907）受日本影响，他将文学、音乐等纳入广义”美术”；留德后接受德语”bildende Kunst”（造型艺术）的狭义概念，但在美学讨论中仍坚持广义。1917年后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äthetische Erziehung）明确区分二者：美育涵盖建筑、文学、音乐等所有”美化的程度”，而美术学校仅涉及视觉艺术。这种概念分层反映其融合中西的意图——既引入西方学科体系，又保留中国传统”乐教”的广义审美范畴。

实践方案：科学与美术的辩证关系
蔡元培的现代性方案包含双重维度：科学破除蒙昧（”祛现象世界之障碍”），美术唤醒觉性（”写本体世界之现象”）。在《〈学风〉杂志发刊词》（1914）中，他宣称”科学与美术，完全世界主义也”，二者共同蕴含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科学通过客观规律体现普世性（”二五之为十，虽帝王不能易”），美术则以自然审美超越阶级（”万象并包，不遗贫贱”）。为防止”科学之流弊”，他赋予美术”陶养感情”的功能，这种辩证思维在分析一战时德法民性（《我之欧战观》1917）中得到体现——将战争持久力归因于两国美术发达塑造的民族性格。

历史困境：理想与现实的张力
尽管蔡元培设计了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美育体系（《美育实施的方法》1922），但民国动荡环境使其主要落实于美术专科学校（如北京美校、杭州艺专）和展览活动。研究者指出，这种实践收缩使原初方案中的文学、音乐等维度被弱化，最终促成”美术”狭义化成为社会共识。其世界主义理想也面临国家主义的消解，如1912年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否决”世界观教育”，仅保留”以国家为中心”的道德教育。

学术价值与理论创新
该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
1. 揭示蔡元培世界主义观的双重来源——既承续儒家”天下大同”思想，又吸收康德-席勒的德国唯心论哲学，形成”以保天下方式救国”的独特路径；
2. 厘清”美术”概念在20世纪初中国的嬗变过程，指出蔡元培对日、德、英不同艺术分类体系的创造性转化；
3. 重新定位”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思想史意义：不仅是教育主张，更是通过审美共通性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方案。

论文通过大量未刊日记、演讲稿等一手资料（如1903年《哲学要领》译稿、1916年”教力既穷则以美术代之”手稿），呈现了蔡元培思想中常被忽视的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影响，以及其从”文学/美术混用”到”艺术学”（Kunstwissenschaft）学科建构的学术转向。这些发现为理解中国现代美育理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