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报告：翻译针对男性的性别歧视表达：《力量》中的翻译技巧及其对意义对等的影响研究

本报告旨在介绍由Sandra Damar Siswanti, Anisa Dien Rahmawati, Sherli Putri Permatasari（均来自印度尼西亚加查马达大学）合作完成，并于2025年发表在期刊“Eralingua: Jurnal Pendidikan Bahasa Asing dan Sastra”第9卷第1期上的一项原创性研究。该研究题为“Translating Sexist Expression Toward Men: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Technique and Its Impact on Meaning Equivalence in Naomi Alderman’s The Power”（翻译针对男性的性别歧视表达：娜奥米·阿尔德曼《力量》中的翻译技巧及其对意义对等的影响分析）。以下将对该研究的背景、流程、结果、结论及亮点进行详细阐述。

一、 研究背景与目的

本研究属于翻译研究与性别研究的交叉领域，具体聚焦于文学翻译中性别歧视语言的转换问题。研究的核心动机源于对翻译实践中一个相对被忽视议题的关注：针对男性的性别歧视表达（sexist expression toward men）的翻译。尽管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语言在翻译研究中已有较多探讨，但针对男性的类似表达及其翻译处理却鲜有系统研究。这种“第二性别歧视”（second sexism，Benatar, 2012）在文学文本中同样存在，并在翻译过程中面临文化适应与意义传递的挑战。

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建立在三个框架之上：一是Benatar (2012) 提出的“第二性别歧视”概念，用于界定和分析针对男性的歧视性语言；二是Wareing (2004) 对性别歧视表达的分类（对称与不对称、话语中的性别歧视、语义贬损、侮辱），为识别和分类文本中的性别歧视表达提供了工具；三是Molina和Albir (2002) 的翻译技巧分类体系，用于分析译者如何处理这些特定表达。

研究选择娜奥米·阿尔德曼的反乌托邦小说《力量》（The Power）作为分析对象，具有明确的针对性。该小说构建了一个女性获得物理优势并掌控社会权力的世界，其中包含大量女性角色对男性角色施加的性别歧视言论和行为。这种“角色反转”的设定为研究针对男性的性别歧视表达及其翻译提供了丰富且集中的语料。

本研究旨在达成三个具体目标：1）识别并分类《力量》英文原著中针对男性的性别歧视表达；2）分析这些表达在印尼语译本中所使用的翻译技巧；3）评估所选翻译技巧对译文文本对等性（textual equivalence）的影响。通过达成这些目标，研究试图揭示译者如何在跨文化转换中处理敏感的性别议题，以及翻译策略如何影响目标语读者对原文意识形态和文学效果的理解。

二、 研究流程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描述性方法（qualitative descriptive method），对单一文学文本及其翻译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整个研究流程可分为以下几个关键步骤：

第一步：文本选择与语料准备。 研究选取了《力量》的英文原版（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17年10月，400页）及其印尼语译本（Elex Media Komputindo, 2023年2月，408页）。选择该小说的理由在于其主题明确涉及性别权力反转，为研究针对男性的性别歧视语言提供了理想的“实验室”。研究者首先通读两个版本的文本，以理解故事情节和整体含义。

第二步：数据识别与提取。 在通读基础上，研究者对英文原文进行细读，识别所有可能构成针对男性的性别歧视表达。识别的依据是Walter (2011) 对性别歧视的定义，即基于性别的歧视、偏见或刻板印象的语言表达。同时，记录下这些表达在印尼语译本中对应的译文。这一过程聚焦于短语和从句层面的语言单位。

第三步：数据分类与编码。 此步骤包含两个并行的分类体系应用。 1. 性别歧视表达分类： 将第二步识别出的所有性别歧视表达，依据Wareing (2004) 的理论框架进行分类，归入以下四类之一：对称与不对称（Symmetry and Asymmetry）、话语中的性别歧视（Sexism in Discourse）、语义贬损（Semantic Derogation）、侮辱（Insult）。研究者需对每个实例进行判断和归类。 2. 翻译技巧分类： 针对每一对原文表达及其印尼语译文，依据Molina和Albir (2002) 提出的18种翻译技巧框架，分析译者所采用的具体技巧。例如，是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调适（modulation）、既定对等（established equivalent），还是省略（omission）、补偿（compensation）等。

第四步：数据分析与影响评估。 在完成分类后，研究者进行综合分析。首先，统计各类性别歧视表达的出现频率和比例。其次，统计各类翻译技巧的使用频率和比例，并进一步交叉分析特定类型的性别歧视表达最常对应哪种翻译技巧。最后，也是研究的核心环节，评估这些翻译技巧的选择对译文“文本对等性”产生的影响。这里的“对等性”不仅指字面意义的传递，更包括文化内涵、意识形态立场和文本连贯性（包括结构连贯和文化连贯）的保留程度。研究者通过对比原文与译文的细微差别，分析翻译技巧如何塑造或改变了针对男性的性别歧视含义在目标语文化中的呈现方式。

本研究未涉及实验设备或特殊算法的开发，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将成熟的理论框架（Wareing的分类法和Molina & Albir的翻译技巧）应用于一个新颖的研究对象（针对男性的性别歧视表达的翻译），并通过细致的文本对比分析，揭示翻译行为背后的文化协商与意识形态选择。

三、 主要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主要从三个方面呈现：性别歧视表达的类型分布、翻译技巧的使用偏好，以及翻译技巧对文本对等性的具体影响。

1. 性别歧视表达的类型与分布： 研究在《力量》中共识别出三种Wareing分类下的性别歧视表达，其分布比例如下： * 话语中的性别歧视（Sexism in Discourse）： 这是最主要的形式，占总数的67%（50例）。这类表达通常通过微妙的语言、讽刺或隐含的假设来强化性别不平等。例如，原文中“looks like butter wouldn’t melt, but he’s a dirty little boy”这句话，表面评价男性角色外表无辜，实则暗含贬低和性暗示，在小说语境中由施暴的女性角色说出，强化了对男性受害者的权力控制和贬低。 * 侮辱（Insult）： 占总数的22%（17例）。这是直接、公开的辱骂性语言。典型的例子是使用“dickheads”这样的粗俗词汇直接侮辱男性角色，旨在贬低和去人性化。 * 对称与不对称（Symmetry and Asymmetry）： 占总数的11%（8例）。这体现在对男女角色描述或待遇的不平衡上。例如，描述女性为“these brave women”（这些勇敢的女性），而同时描述男性为“smartly dressed young men… standing behind her”（站在她身后衣着光鲜的年轻男子），前者强调内在品质（勇敢），后者仅强调外在（衣着）和从属位置（站在身后），构成了不对称的刻画。 * 语义贬损（Semantic Derogation）： 在本次研究的语料中未发现实例。

这一分布结果表明，在《力量》构建的性别反转世界中，针对男性的性别歧视更多地以隐蔽、渗透在话语层面的形式存在，而非直接的语义贬损。这反映了作者对现实中性别歧视运作方式的一种文学性模拟和反转。

2. 翻译技巧的使用情况： 对识别出的所有性别歧视表达的翻译进行分析后，得到了以下翻译技巧的使用频率分布： * 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 使用最频繁的技巧，占28%。这反映了译者在多数情况下倾向于保留原文的句法结构和字面意思。 * 调适（Modulation）： 紧随其后，占27%。这表明译者在近三分之一的情况下，选择改变视角或表达方式来传达相同含义，以适应印尼语的语言习惯或文化认知。 * 既定对等（Established Equivalent）： 占19%。译者使用印尼语中已有的、文化上可接受的对应表达来替换原文表达。 * 其他技巧： 包括增译（Amplification, 8%）、补偿（Compensation, 4%）、话语创造（Discursive Creation, 4%）、省略（Omission, 4%）、概括（Generalization, 3%）和词性转换（Transposition, 3%）。

进一步交叉分析显示，针对不同类型的性别歧视表达，译者策略有所侧重： * 对于话语中的性别歧视，最常用的是直译（28%）和调适（28%），旨在既保持原文的微妙性，又进行必要的文化调整。 * 对于侮辱，最常用的是既定对等（29%）和调适（29%），说明译者倾向于寻找印尼语中具有相似冒犯力的词汇，或调整表达方式以传达辱骂的力度。省略也占了18%，可能用于处理文化上过于冒犯或难以直接转换的表达。 * 对于对称与不对称，直译占主导（38%），可能因为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相对容易通过字面翻译传递。

3. 翻译技巧对文本对等性的影响： 这是本研究的核心发现。分析表明，不同的翻译技巧对维持不同类型的“对等”起到了关键作用： * 直译 主要维护了结构连贯性（Structural Cohesion）。通过保留原文的句子结构和信息顺序，它确保了译文在形式上与原文的高度对应，使熟悉英语结构的印尼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能够感受到原文的叙事节奏和语言风格。 * 调适和既定对等 则更有效地维护了文化连贯性（Cultural Cohesion）。当原文表达无法直接移植到印尼文化语境时，这两种技巧通过改变表述方式或使用文化中固有的对应词，使译文读起来自然、可理解，同时保留了原文的核心含义和性别歧视的力度。例如，将文化特定的讽刺或辱骂转换为印尼读者能心领神会的表达。 * 省略、补偿等技巧 则在两者之间进行平衡。例如，省略可能牺牲掉某些字面信息以避免冗余或文化冒犯，而补偿则可能在别处添加信息以维持整体的情感或意识形态效果。

研究强调，翻译选择从来不是中立的。译者通过技巧的选择，实质上扮演了文化调解者和意识形态过滤器的角色。在本研究中，译者总体上倾向于采用较为“忠实”的直译策略，这与其说是简单的字面对应，不如说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异化”（Foreignization）策略。通过保留原文中尖锐的、针对男性的性别歧视表达，译者将解释权交给了印尼语读者，迫使读者直面小说中反转的、具有挑战性的性别权力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著批判父权制、揭示性别歧视本质的意识形态意图。

四、 研究结论与价值

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 在《力量》中，针对男性的性别歧视表达主要以“话语中的性别歧视”这一隐蔽形式存在，其次是直接的“侮辱”和结构性的“对称与不对称”。 2. 在将其翻译成印尼语时，直译是最常用的技巧，其次是调适和既定对等。这表明译者的策略是在结构忠实与文化适应之间寻求平衡。 3. 不同的翻译技巧对维持文本对等性各有贡献：直译侧重于结构连贯，而调适和既定对等则侧重于文化连贯。综合运用这些技巧，使得译文在印尼语境下既传达了原文的意义，又保持了可读性和文学效果。

本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 * 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议题： 将研究焦点从常见的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翻译，明确转向了被忽视的“第二性别歧视”的翻译问题，丰富了性别与翻译交叉研究的视野。 * 提供了微观分析范例： 通过结合Wareing的分类学和Molina & Albir的翻译技巧框架，为分析文学文本中特定类型敏感内容的翻译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论路径。 * 揭示了翻译的意识形态维度： 实证地展示了翻译技巧的选择如何直接影响文本意识形态（如性别批判）在目标文化中的传递与接收，印证了翻译是一种文化干预行为。

其应用价值在于： * 为译者提供参考： 研究结果表明，翻译性别歧视等敏感内容时，需综合考虑语言结构、文化接受度和意识形态意图，没有一种技巧可适用于所有情况。译者需具备高度的文化敏感性和理论意识。 * 促进跨文化理解： 有助于读者和批评家理解翻译文学中性别议题的复杂性，认识到译文是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协商的产物。

五、 研究亮点

本研究的突出亮点在于： 1. 研究对象新颖： 聚焦于“针对男性的性别歧视表达”这一在翻译研究中极少被系统探讨的课题，具有明确的学术开拓性。 2. 理论结合紧密： 成功地将性别研究理论（Benatar, Wareing）与翻译学理论（Molina & Albir）相结合，构建了一个坚实的分析框架，并使分析过程层次清晰、结论有据。 3. 文本选择精当： 选取《力量》这部以性别权力反转为核心设定的当代小说作为语料，使得研究问题高度集中，分析材料典型且丰富，结论具有强烈的启示意义。 4. 分析深入细致： 不仅统计了现象（什么技巧用得最多），更深入分析了现象背后的原因（为何用此技巧）及其产生的影响（对等性如何维系），完成了从描述到解释的深化。

六、 其他有价值的内容与局限

研究在讨论部分将发现与既有文献进行了对话，指出其结论既支持了Mills等人关于性别歧视语言结构性的观点，也呼应了Venuti关于翻译意识形态性的论述，同时通过具体案例补充了关于性别歧视翻译中“角色反转”情境的新知。

研究者也坦诚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其基于单一文本（《力量》），因此研究结论的普遍性（generalizability）可能受限。不同体裁、不同作者、不同文化背景的文本中，针对男性的性别歧视表达及其翻译策略可能呈现不同面貌。

基于此，研究者提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例如，考察其他文学体裁（历史小说、戏剧等）中同类问题的处理；进行跨语言、跨文化的比较翻译研究；或者探讨翻译技巧的选择如何具体影响目标语读者的感知和接受。这些建议为后续相关研究指明了有价值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