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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及机构：
本文作者为Andrew Schenck，任职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SUNY）韩国分校的人文学科项目。他拥有20余年英语教学与研究经验，研究领域涵盖英语文学、语法教学及语言习得。
发表信息：
本文发表于期刊*Cogent Arts & Humanities*（2022年第9卷），开放获取（CC-BY 4.0许可），DOI: 10.¹⁰⁸⁰⁄_23311983.2021.2008589。

主题与背景：
本文通过比较Herman Melville的《白鲸》（*Moby Dick*）与Teju Cole的《开放城市》（*Open City*），探讨两位叙述者（Ishmael与Julius）对真理的追寻方式、身份建构的差异，以及两者如何通过解构外部世界揭露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的暴力与剥削。研究背景基于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身份形成的复杂性，尤其关注西方帝国主义对个体认知的隐性影响。

主要论点与论据：

1. 叙述者的相似性：外部世界的解构与真理探寻
两位叙述者均以“漫游者”（flâneur）姿态观察世界，通过解构地理、政治和社会边界揭示隐藏的真理。
- *Moby Dick*中，Ishmael通过捕鲸船“Pequod”的等级制度批判美国社会的种族与阶级压迫，例如将船员分食鲸肉的行为类比为鲨鱼争夺腐肉，暗示社会规则的任意性。
- *Open City*中，Julius在纽约、布鲁塞尔等城市的游走中揭露殖民历史的暴力，如对“鲸鱼”意象的描写从神圣象征转为被剥削对象（如“鲸油被掠夺后丢弃腐烂”），隐喻后殖民体系对资源的掠夺与美化。

2. 叙述者的核心差异：内部邪恶的投射
Ishmael的批判聚焦外部社会，而Julius的叙事揭示个体心理中的邪恶。
- Julius被揭露曾犯下强奸罪行，但他否认并“重构现实”，类似殖民者将剥削行为“洗白”（whitewash）。这一情节表明，外部世界的暴力（如殖民压迫）实则是内心恶意的投射。南非强奸犯的案例（Gqola, 2015）进一步佐证了权力与种族压迫的心理机制。
- 研究认为，Cole通过Julius的不可靠叙事（unreliable narration）挑战了传统后殖民理论仅关注外部结构的局限性，提出恶的根源存在于普遍人性中。

3. 身份建构的范式变迁：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
- *Moby Dick*体现Benedict Anderson定义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共同体，即通过固定时空（如捕鲸船）构建身份。Ishmael的幸存象征其对美国体制的超越，但框架仍限于国家范畴。
- *Open City*则通过碎片化的时空跳跃（如纽约、拉各斯、17世纪荷兰殖民史的穿插）解构民族边界，反映全球化的流动性。Julius的“跨国主体性”（transnational subjectivity）表明，现代身份形成依赖个体心理对多元文化的内化，而非外部社会结构的认同。

4. 形式与主题的创新：音乐性与非线性叙事
- 学者Neumann与Kappel（2019）指出，小说通过音乐（如马勒交响曲）的“非线性结构”隐喻暴力的历史延续性。例如，Julius对音乐会描述的时空交错（“昨日提醒→今晚售罄→前夜演出”）模仿后殖民记忆的断裂。
- Epstein（2019）认为这种叙事风格对应“开放边界的世界主义”（open-bordered cosmopolitanism），但Vermeulen（2013）反驳称Cole实际揭示了其不公正本质。

研究价值与意义：
1. 理论贡献：突破后殖民研究对外部权力的单一关注，提出“内部恶”的心理学维度，为跨文化身份研究提供新视角。
2. 方法论创新：通过比较文学分析，揭示叙事形式（如不可靠叙事、时空跳跃）如何映射全球化时代的认知困境。
3. 社会批判：强调整治权力（如殖民、性别暴力）的普遍性，呼吁对个体心理机制的反思。

亮点：
- 首次将*Moby Dick*与*Open City*的叙述者进行系统对比，阐明了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身份范式的演变。
- 提出“恶的心理学投射”理论，连接文学分析与后殖民心理学。
- 结合音乐学、空间理论等多学科视角，丰富了小说阐释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