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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规范”发展的理性选择：基于激励相容视角的实证研究

作者及机构
本研究由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中心的应瑞瑶、徐志刚与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的朱哲毅合作完成，发表于《农业经济问题》2017年第11期。

学术背景与研究动机
农民专业合作社（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FPC）自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来数量激增，但普遍存在“不规范”现象，如治理机制缺失、盈余分配偏离法定要求（如交易额返还比例不足60%）、核心成员垄断收益等。既有研究多从外部因素（如政策诱因、法律漏洞）解释这一现象，但缺乏对内部成员博弈机制的深入分析。本研究基于激励相容理论（Incentive Compatibility Theory），从异质性成员的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 Constraint）与激励约束（Incentive Constraint）出发，揭示合作社选择“不规范”的内在逻辑。

研究流程与方法
1. 数据收集与样本筛选
- 调查范围：2014年对江苏、吉林、四川3省9县331村的500家合作社进行抽样，筛选出416家产销类合作社（涉及农产品生产与购销）作为分析对象。
- 甄别标准：以“依法盈余分配”（即交易额返还比例≥60%）作为“规范”核心标准，发现仅44.2%的合作社提供至少一项服务，其中仅35.9%进行盈余分配，且无一家符合法定比例要求。

1. 理论框架构建

   • 激励相容模型：基于委托-代理关系，建立农户利润函数，分析不同服务功能下大户与小户的收益差异。模型假设：
     
     • 价格外生，农户决策独立；
       
     • 成员异质性显著（大户与小户在资本、规模上差异悬殊，如资本投入差异达0.5–1030.4倍）；
       
     • 合作社服务功能分为技术、农资购买、销售三类，分别计算净收益。
       

2. 服务功能与利益机制分析

   • 技术服务：成本多由财政或大户承担，小户“搭便车”获得产量提升（δq）与劳动节约（δl），净收益恒为正（公式4：π1i – π0i = p·δq + w·δl > 0），满足参与约束但合作松散。
     
   • 农资购买：统一采购可降低单价（δpa），但按交易额返还需额外核算成本（ct2i）。实践中，大户更倾向直接降价（公式6），避免复杂分配，导致“不规范”但交易成本更低。
     
   • 农产品销售：
     
     • 普通农产品：牵线销售或无盈余分配；
       
     • 差异化农产品（如错季、优质产品）：需冷储或品牌投入，沉没成本高。大户通过加价收购或二次返利（公式8–9）实现激励相容，但返还比例随意，难以满足法定要求。
       

主要结果与逻辑链条
1. 利益分配形式：
- 技术服务无盈余，农资购买以直接降价为主，销售环节多为大户主导的非固定比例分配。
- 样本中26家合作社尝试按交易额分配，但均未达60%下限，印证“不规范”的普遍性。

1. 异质性与组织成本：成员间资源禀赋差异（表2）导致经典合作社模式（如“一人一票”）难以实施，高昂的组织成本迫使合作社选择更灵活的利益机制。

2. 财政补贴的影响：若冷藏设施或品牌建设依赖财政支持（如公式7中gi – ct3i ≥0），可能促进规范分配，但此类案例极少（如江苏句容戴庄合作社）。

结论与价值
1. 理论贡献：提出“不规范”是异质性成员在现实约束下的理性选择，弥补了既有研究忽视内部博弈的空白。
2. 政策启示：
- 承认合作社多元发展态势，借鉴台湾“农业产销班”模式，降低对单一规范的苛求；
- 优化政策支持方向，加强农户组织化能力建设，而非强制推行经典合作社原则。

研究亮点
1. 创新视角：首次将激励相容理论应用于合作社“不规范”现象的解释，揭示成员异质性与组织成本的深层作用。
2. 实证支撑：基于三省大样本数据，量化分析资本与规模差异（如标准差达153.3），强化结论可靠性。
3. 现实意义：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条件不成熟时，过度规范化可能适得其反”的重要依据。

其他有价值内容
研究指出，合作社的“制度化意外后果”（熊万胜，2009）需结合本土情境理解，未来可进一步探讨财政补贴与治理结构改进对规范化的长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