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寅春、于洋（通讯作者）来自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宋翰林来自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吴永康与林乐轩亦来自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该研究于2026年7月6日发表于 PLOS ONE 期刊，文章题为 *Bridging corpus diagnostics and EAP pedagogy: a corpus-driven study on lexical hedges in Chinese scholars’ spoken academic English*。本文属于原创性研究，综合运用语料库诊断与教学法设计，探讨中国学者在学术英语口语中使用词汇动词型模糊限制语（lexical verb hedges）的特征，并提出课堂可操作的数据驱动学习（data-driven learning，DDL）干预模块。

研究背景与目的

随着中国“双一流”建设的推进，中国学者不仅需要在国际期刊发表英文论文，还必须具备在学术会议报告、博士答辩、国际讲座等高风险口语交际中的学术英语语用能力。学术话语不仅是客观信息传递的载体，更被视为社会互动的场域，学者在其中通过元话语（metadiscourse）手段建构立场、调节主张强度并与听众协商关系。模糊限制语作为互动元话语的核心子类，尤其是认识性动词（如think、seem、suggest），能使学者以谨慎、准确和谦逊的方式呈现命题，从而展现学术严谨性并实施面子保全策略。然而，中国学者在实时口语中常常面临语用能力不足的问题，可能出现“语用失误”（pragmatic failure），影响其国际学术声誉。现有EAP（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学术英语）教学资源多依赖经验性或通用教材，缺乏基于真实语料的实证诊断。已有立场研究多关注书面语或英语母语者的独白讲座，较少聚焦中国学者真实口语中的高频词汇型模糊限制语及其短语模式，更少将语料库发现转化为具体教学干预。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不仅诊断问题，更提供“诊断到治疗”的完整路径。

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采用对比中介语分析（contrastive interlanguage analysis，CIA）框架，依据Granger的CIA 2.0思想，将密歇根学术英语口语语料库（MICASE）视作一种英语母语参考变体，而非绝对标准。研究使用的中国学者学术英语口语语料库（Chinese Scholars’ Academic Spoken English Corpus，CASEC）为自建库，总规模696,009词，包含279个事件，搜集时间跨度为2018至2025年，涵盖学术讲座、国际会议报告（含问答环节）和博士论文答辩三类语域，学科分为STEM（理工农医）与HSS（人文社科）。所有说话者均为中国大陆高校的在职教师、博士后或高年级博士生。MCASE包含1,848,364词，152个事件。CASEC的转写采用五阶段流程：自动转写（Whisper large-v3）→人工订正（ELAN 6.7）→独立核验→转写规范应用→词性标注（CLAWS7）与索引构建。转写者间一致性为98.4%。

分析共分五步：第一步，基于Vass（2017）的研究，选定十个高频潜在模糊限定词（see、think、assume、consider、evaluate、indicate、look、feel、observe），并区分为感知类、推测类、引证类和评价类。第二步，利用AntConc 4.2检索两个语料库中所有这十个动词的屈折形式，共获得9,567条索引行，由两名研究者人工标注。仅当动词用于调节说话者对命题真值承诺或软化断言时才编码为模糊限制语。标注者间Cohen’s kappa为0.85。第三步，将原始频率标准化为每百万词频率（per million words，pmw），并计算对数似然比（log-likelihood，LL），显著性阈值为p<0.05。第四步，对确认为模糊限制语的实例进行短语模式分析，依据语法主语类型（第一人称单数I、第一人称复数we、先行it、无生命名词短语、其他）和补语类型（that从句、零补语、非谓语补语等）交叉编码，保留在两个语料库中至少出现50次的四个短语模式：I V (that)、we V (that)、it V (that)和N-inanimate V (that)。第五步结合定性话语分析解释定量差异。

主要研究结果

总体上，CASEC中词汇动词型模糊限制语为3,592 pmw，显著低于MICASE的3,823 pmw（LL = –7.27, p<0.01），表明中国学者对此类立场资源存在总体不足。然而，分动词统计显示出复杂差异。中国学者显著过度使用see（1,027 pmw vs. 310 pmw）、assume、consider、evaluate、indicate、observe等词，而显著少用think（1,122 pmw vs. 2,359 pmw）和feel、look。这一差异指向不同的认知隐喻：MICASE偏好think体现“心智化”知识建构模式，即知识源于个体思考；CASEC偏好see则体现“视觉化”或“具身化”认知模式，将命题呈现为可共享的观察事实。这种风格看似谦逊，实则可能因抹去个体解释角色而显得武断。

短语模式层面发现了更为关键的对比。MICASE中I V (that)模式频率高达2,126 pmw，是默认策略，而在CASEC中仅76 pmw，差异极具显著性（LL = –2,086.17, p<0.001）。相反，CASEC中we V (that)模式为889 pmw，而MICASE仅87 pmw（LL = +915.93, p<0.001）。这一“I vs. we”的对比成为诊断的核心发现。I V (that)模式在英美学术话语中是个体作者立场的首要策略，是负面礼貌（negative politeness）的关键工具，用于在提出个人主张或批评时保留听众自主权，例如“I don’t think that’s quite the right way to look at the problem, actually”，将判断归于个人主观性，从而为辩论留出空间。we V (that)模式则体现集体立场与正面礼貌（positive politeness），如“from this chart, we can see EU is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our exports”，该模式将听众纳入共同观察，构建社群共识，分散个人责任。中国学者的过度集体化策略可能源于汉语文化中的谦逊（qianxu）和集体和谐导向，但在英美学术场合可能被视为回避个人学术贡献，缺乏独立判断力。it V (that)模式（CASEC 46 pmw vs. MICASE 29 pmw，p=0.039）和N-inanimate V (that)模式（CASEC 217 pmw vs. MICASE 61 pmw，p<0.001）显示中国学者更倾向使用非人化和客观化主语，进一步强化了去个体化立场风格。

结论与研究价值

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学者在学术英语口语中系统性少用I型个体立场模式，过度使用we型集体模式。这一差异并非简单语言错误，而是一种根植于母语文化语用迁移的系统性修辞策略差异。虽然we模式在建立共识方面具有正面礼貌功能，但在以英美规范为门阈的高风险学术场合（如SSCI/SCI期刊、国际会议、基金评审）中，缺乏I型模式可能削弱其修辞效果。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为“诊断到治疗”流程提供了完整示范：从语料库诊断出发，设计了一个90分钟的四阶段DDL教学模块。模块包括观察（concordance worksheet）→假设归纳→情景练习（角色扮演：礼貌批评者与数据展示者）→反思日志。完整的教学材料（S2文件）随论文提供。这一设计的目标不是消除we模式或强加本族语规范，而是扩展中国学者的修辞策略库，使之能够根据具体交际目标灵活选用I型和we型资源。

研究亮点与局限

本研究有四个突出亮点：第一，研究对象为以往未被语料库记录的学术性中国学者群体的真实口语，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学习者；第二，分析聚焦于十个高频词汇动词型模糊限制语及其短语模式，粒度精细；第三，发现并量化了I V (that)与we V (that)之间的语用失配现象；第四，最重要之处在于打通语料库诊断与课堂教学，提供了可复现、可验证的数据驱动学习模块。研究也明确指出，MICASE作为唯一参照语料库是为了服务其特定教学目标，而非对本族语使用的规范性标榜；未来研究将将CASEC与英语作为通用语学术语料库（ELFA）进行三角对比，以考察中国学者与其他ELF说话者的差异，同时计划开展课堂干预实验以检验DDL模块的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