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论文由Dongbo Shi（石东波，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Weichen Liu（刘未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Yanbo Wang（王彦博，香港大学商学院）共同完成，研究论文发表于《Science》期刊，于2023年1月6日出版。

研究的学术领域聚焦于科学人才政策、科研人员流动性与科研生产力评估。研究背景源于全球人才流动日益频繁的宏观趋势，尤其在中国成为美国STEM领域国际学生最大输出国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启动了旨在吸引海外顶尖科学家回国的“千人计划”等一系列雄心勃勃的人才引进项目。其中，“青年千人计划”（Young Thousand Talents， YTT）是“千人计划”中针对青年科技人才的重要分支。尽管此类项目备受国际关注（例如引发了美国的“中国行动计划”及相关学术争议），但此前缺乏基于实证的系统性研究来评估其实际成效。具体而言，两个核心问题悬而未决：第一，YTT项目是否成功吸引到了真正顶尖的科学家？第二，该计划是否能有效培养回国科学家的科研生产力？部分针对其他国家的已有研究表明，科学家回流到收入较低的国家可能导致生产力下降；而针对中国的研究则暗示，海归学者可能面临研究环境再适应的挑战，例如行政干预和人情关系可能阻碍科研探索。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填补这一知识空白，评估YTT项目在招募和培育顶尖科学家方面的有效性，并探讨其政策含义。

研究流程设计严谨，主要包括数据收集与样本构建、研究吸引力评估、以及回国后生产力影响评估三个主要环节，并辅以深入的异质性分析和机制探讨。第一环节是数据与样本构建。研究者聚焦于YTT项目的前四批（2011-2017年间）共721名获奖者。经过严格的筛选，排除了从事非学术工作、拥有中国博士学位、非华裔、回国后五年内离开中国或缺乏履历信息的个体，最终确定了两个核心分析组：339名“接受者”（Acceptors），即获得海外博士学位、接受YTT offer并回国从事科研至少5年的科学家；以及73名“拒绝者”（Rejectors），即拒绝了YTT offer选择留在海外的科学家。此外，为了进行生产力对比，研究者还为每位回国科学家精心匹配了“留守者”（Stayers）作为对照组。匹配标准极为严格：这些“留守者”必须在中国读本科，且与对应的回国科学家在同一时期（前后不超过3年）、同一海外大学、同一学科领域获得博士学位，但选择留在海外学术界。为确保可比性，研究者进一步收集了所有样本的发表记录和引用数据，并采用了“粗化精确匹配”（Coarsened Exact Matching， CEM）方法来识别出最可比的配对。最终的分析样本包括151名回国科学家和340名匹配的海外同行。第二环节是评估YTT项目对科学家的吸引力。研究者通过比较“接受者”与“拒绝者”在回国前的各项指标，来评估YTT项目对不同层次人才的相对吸引力。同时，为了将YTT科学家的水平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研究者还将他们与美国所有处于职业生涯早期、活跃科研的华裔科学家进行了基准比较。第三环节是评估YTT项目对回国科学家生产力的影响。这是研究的核心分析部分。研究者采用了“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通过比较YTT回国科学家与匹配的“留守者”在回国前后出版物数量的变化，来估计项目的影响。由于被解释变量（出版物数量）是计数数据，回归模型采用了泊松模型。此外，研究者还进一步探讨了这种生产力差异背后的可能机制，特别是研究经费和团队规模所起的作用，并进行了按研究领域和科学家个人特征（如回国前是否拥有教职、生产力排名）的异质性分析。

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发现。首先，关于人才招募的成效。数据显示，YTT项目成功吸引了大批高素质的科研人员。超过一半的入选者毕业于全球排名前100的STEM项目，他们在回国前的年均发表论文数为2.39篇，其生产力在所有美国华裔早期职业科学家中可以排到前15%-17%。这证明YTT招募的是“高水平”科学家。然而，项目在吸引“顶尖水平”科学家方面相对不成功。对比“拒绝者”和“接受者”发现，“拒绝者”在回国前明显更为出色：年均发文量更高（2.93 vs. 2.39），拥有海外教职的比例极高（89% vs. 14%），年均获得的科研经费也远多于“接受者”（30，365美元 vs. 4，439美元）。具体到发表，拥有更多顶级期刊（前10%）第一作者论文的科学家，更倾向于接受YTT offer；而拥有更多顶级期刊末位作者论文则与拒绝offer呈负相关。这表明，典型的YTT回国学者是能力出众但尚未获得独立研究职位和充足资金的青年才俊，他们多在他人实验室担任博士后或研究员，YTT项目为这类人才提供了启动独立研究的机会。其次，关于回国后的生产力变化。研究结果显示，YTT科学家回国后整体生产力相比匹配的海外同行有显著提升，高出约27.4%。尽管回国初期存在短暂下滑，但随后便实现反超。深入分析作者顺序发现，这种提升几乎完全来自于末位作者（通常是课题负责人）论文的大幅增加（高出144.3%），且在不同质量等级的期刊上均保持一致。而第一作者论文的数量则与海外同行持平或略低。这强烈暗示，YTT科学家回国后更有可能成为领导自己实验室、主导研究议程的独立研究者，而他们的海外同行则更可能继续在别人的课题组中工作。第三，关于生产力提升的机制。研究进一步发现，YTT科学家在经费和团队规模上具有显著优势。当在统计模型中控制了每个科学家的研究经费和团队规模（以后作者论文中来自同一机构的合作者数量代理）后，YTT科学家在总发文量上的优势基本消失，在末位作者论文上的优势效应也大幅减弱。这说明，YTT科学家观察到的生产力增益，很大程度上可以由他们获得的更充裕的经费支持和更大的研究团队来解释。第四，关于异质性效果。子群体分析显示，YTT的积极效应在化学、生命科学、环境与地球科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等需要大量设备、资金和人力的领域尤为明显。然而，在数学和物理学领域，回国科学家的表现并未显著优于海外同行，甚至有不显著的下降趋势。此外，生产力的提升主要集中在那些回国前未获海外教职、且科研生产力未达顶尖行列的科学家群体中。

基于上述结果，研究得出明确结论：中国的青年千人计划（YTT）在招募和培育高水平科学家方面是成功的。回国科学家在发表成果上超越了条件相似的海外同行，这主要归功于项目提供了更优越的科研资源（经费和团队），从而加速了他们向独立研究者的转型。这一发现证明了人才计划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对于吸引海外科学家并提升其生产力具有潜力。然而，该计划尚未能大量吸引最顶尖层次的科学家，这表明中国的研究机构在整体科研环境上仍有提升空间。顶尖人才同时拥有留美或回国的选择权，他们最终选择留下，可能反映了美国在营造有利于科学探索的社会文化环境方面的持续吸引力。文章以数学家、突破奖得主许晨阳离开中国返回美国为例，指出行政干预和人情关系等问题可能制约顶尖科学家的成长。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其一，对全球学术版图的影响：随着中国持续加大对高等教育和人才引进的投入，未来可能有更多在西方受训的中国科学家选择回国。这尤其可能冲击美国当前依赖大量低薪博士后作为科研主力、特别是生物医学等领域的研究模式，因为这些国际学生有了更具吸引力的替代选择。其二，对欧美科研资助体系的警示：欧美国家对早期职业研究人员的资助份额正在下降，许多有才华的年轻科学家难以获得独立研究的启动资源。本研究的实证证据凸显了这一问题，因为中国人才计划招募者的相对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源于资源的可及性。资源匮乏不仅可能加速海外人才的回归决定，也可能促使欧美本土的年轻科学家寻求国际机会。

本研究的亮点在于：第一，研究问题具有高度的现实重要性与政策相关性，精准切入了一个备受关注但缺乏严谨实证评估的领域。第二，研究方法极为严谨且富有创造性。研究设计巧妙地利用“拒绝者”作为“反事实”参照来评估项目吸引力，并采用严格的CEM匹配和DiD方法来估计项目对生产力的因果效应，有效缓解了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第三，研究发现细致且具有层次。研究不仅回答了“是否有效”的问题，还进一步区分了“对谁有效”（高水平非顶尖人才）、“在哪些方面有效”（末位作者论文，即独立研究能力）以及“为何有效”（经费和团队机制），并揭示了效果的异质性（领域差异），使得结论非常丰满和有说服力。第四，研究将中国个案置于全球人才流动和科研体系竞争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提升了研究的理论高度和普遍意义，其结论对众多推行类似人才引进政策的国家都有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