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交易中情绪、决策与绩效的关系：一项基于伦敦金融城交易员的质性研究

作者与发表信息

本研究由来自英国三所顶尖商学院的学者共同完成。主要作者为 Mark Fenton-O’Creevy（开放大学商学院），Emma Soan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管理学系），Nigel Nicholson（伦敦商学院）以及 Paul Willma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管理学系）。该研究论文《思考、感觉与决策：情绪对交易员决策和绩效的影响》（Thinking, feeling and deciding: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s on the decision making and performance of traders）于2011年发表在组织行为学领域的权威期刊《组织行为学杂志》（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上。

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长久以来，新古典金融经济学主导着对金融市场和行为的理解。在这一范式下，交易员被视为理性的利润最大化者，其决策完全基于对价格信息的分析，而情绪则被视为干扰理性认知的负面因素。尽管行为金融学已经吸纳了认知偏差等“非理性”因素，但情绪仍未被视作决策过程中一个核心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从业者的文献却经常提及情绪与“市场情绪”（market sentiment）的重要性。

正是在此理论与实践的鸿沟之上，研究者提出了三个核心问题：第一，在被经典经济学理论高度理性化的金融交易领域，情绪是否真的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二，交易员自身如何理解情绪以及以情感为线索的直觉（affectively cued intuitions）在其决策绩效中的作用？第三，交易员的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策略、基于情感的直觉的运用以及决策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为回答这些问题，研究团队深入伦敦金融城的四家投资银行，对118名专业交易员和10名高级经理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旨在构建一座连接实验神经科学研究与交易员鲜活情绪体验之间的桥梁。

研究方法与流程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一个关于投资银行交易员角色与行为的大型多面研究项目。研究者采用主题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对访谈录音的全文转录稿进行了深入的质性分析。

研究对象包括来自四家顶级投资银行（三家美资，一家欧资）的交易员，他们交易股票、债券和衍生品等多种金融产品。样本平均年龄为32.81岁，平均工作年限为7.80年，其中既包含仅有6个月经验的新手，也有从业长达30年的资深专家。由于该行业高度保密，难以获得精确的交易盈亏数据，因此研究者采用了交易员的总薪酬（total remuneration）作为其决策绩效的代理变量。薪酬被划分为四个等级，这一做法的合理性在于，该行业薪酬的很大一部分是与年度绩效紧密挂钩的浮动奖金。

研究者的分析流程严谨而系统。首先，每位作者使用NVivo软件独立地对访谈数据进行开放式编码（open-coded），然后通过集体讨论，提炼和整合编码类别。这些类别既从访谈数据中自然涌现，也借鉴了文献中与新兴主题相关的理论构念，例如情绪调节的不同方法。因此，编码过程既是理论驱动的，也是归纳式的。在分析数据和得出初步结论的过程中，研究者特意寻找反面证据（disconfirming evidence）来检验其见解的稳健性。

在分析的后期阶段，为了最大化对比效果，研究者将样本划分为不同的比较组。他们按照工作经验将其分为低经验组（<5年）、中经验组（5-10年）和高经验组（>10年），并按照薪酬水平分为低绩效组、中绩效组和高绩效组。在此基础上，研究者重点对比了三个特定群体的访谈回应：缺乏经验且低薪的交易员、经验丰富但低薪的交易员，以及高薪的高绩效交易员。通过这种最大差异化对比，研究者得以有效区分出与不同经验和专业水平相关的特征。

主要研究发现

研究结果清晰且多维地揭示了情绪在交易决策中的核心地位及其与绩效的复杂关系。

第一，情绪对决策的显著影响。绝大多数受访者都强调了在遭受重大盈亏后管理情绪和心境的巨大挑战与重要性。交易中出现的情绪波动，如巨亏后的信心崩溃或大赢后的过度自信与兴奋，会形成一种情绪氛围（mood），持续性地影响后续的交易行为，导致风险厌恶或过度冒险等决策偏差。一位交易员描述道：“当你亏钱时，你可能会坐下哭泣……交易员生活的最高点和最低点是狂喜和绝对的沮丧。”这种由先前交易结果引发的情绪，若不加有效管理，会成为交易决策中的一个显著干扰因素。

第二，情绪调节策略与绩效表现的关键差异。这是本研究最核心的发现。研究发现，低经验的新手交易员、经验丰富但绩效低的交易员，以及经验丰富且高绩效的交易员，在情绪调节策略上存在显著差异。低经验交易员往往倾向于否认情绪的影响，但当情绪失控时，他们主要采取情境回避（situation selection）或情境修正（situation modification）的策略，如离开交易台。经验丰富但绩效不佳的交易员，其策略同样以回避和反应调节（response modulation）为主，例如在连续决策失误后长达一个月不敢冒险，或是简单地“严格控制情绪”。

相比之下，高绩效交易员的策略则截然不同。他们主要运用前提关注型情绪调节（antecedent-focused emotional regulation）策略，具体表现为注意力部署（attentional deployment）和认知改变（cognitive change）。他们不回避负面情绪，而是将注意力从损失本身转移到如何赚回资金上，并通过重构对盈亏的认知框架来管理情绪，例如理解单笔巨额交易并不构成永久性的打击。这种策略使他们能够避免昂贵的认知资源消耗，并能忍受为实现长期目标而产生的负面情绪。

第三，直觉（intuition）运用与“批判性介入”。交易员的语言中充满了对“直觉”或“盘感”的描述，他们将其描述为一种“第六感”或“鼻子嗅到机会”，这是一种快速、非意识且基于经验的模式识别。研究发现，虽然资深交易员比新手更多提及直觉，但同在资深交易员群体中，高绩效者与低绩效者对直觉的运用方式有本质区别。低绩效者倾向于将直觉视为一种神秘的过程，凭感觉行事。而高绩效者则表现出对直觉的“批判性介入”（critical engagement）。他们会反思直觉的来源，将直觉感受与其他客观信息（如技术图表、分析师观点）结合起来进行权衡，而不是仅凭感觉做出“快速决策”。一位高绩效交易员完美地阐述了这一点：“我可能会基于直觉去审视机会，但最终的决策是基于我认为是理性的东西。”

第四，管理者在情绪调节中的关键角色。许多交易主管明确将自己视为“情绪主管”（director of emotions），认为调节下属交易员的情绪是管理绩效的核心要素。他们需要在交易员沮丧时提振士气，在过度兴奋时为其降温。这种干预对于交易员的学习和成长至关重要。此外，一些管理者还会根据交易员更偏向直觉型还是分析型的特质，将其匹配到不同的交易岗位和产品上，例如为流动性强的市场配置“直觉型交易员”，而将“分析型交易员”分配到新兴市场或需要更深思熟虑策略的领域。

研究结论与价值

本研究的结论深刻地挑战了将金融交易视为纯粹理性过程的传统观点。作者明确指出，“询问情绪是干扰还是辅助了交易员的决策，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交易员的情绪与认知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更有效的问题是，是否存在更高效或更低效的管理和利用情绪的策略。研究证实，高绩效交易员所使用的以注意力和认知评价为核心的、前提关注型的情绪调节策略，不仅能有效降低负面情绪体验，而且避免了因压抑情绪或回避情境带来的认知负荷和机会错失。相反，低绩效交易员所依赖的反应关注型策略（response-focused strategies），如压抑情绪表达或行为回避，则会导致绩效损失。

这项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它在一个高度分析密集、通常被认为是理性典范的工作领域中，证实了情绪及其调节的核心作用。它将情绪调节理论从传统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研究领域（如客服行业）拓展到了以复杂认知决策为核心的领域。此外，它连接了直觉研究和专业技能研究，指出高水平的专业技能不仅包含有效的直觉模式识别，更包含对直觉进行元认知层面的反思和批判性整合的能力。这一发现为理解专家的卓越表现提供了新的视角，即有效的情绪调节可能是专家绩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应用价值上，该研究为金融行业的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它强调了情绪调节作为一种可习得技能的重要性，并指出结构化培训和支持的必要性。同时，它也明确了管理者在此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即通过教练式的干预，帮助交易员发展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并引导他们以一种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方式去发展和运用基于经验的直觉。这项研究最终表明，即使在最“超理性”的世界里，最优秀的决策者并非那些没有情绪的人，而是那些能够有效调节情绪，并将相关情绪作为信息信号融入决策过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