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联络口译中译员的礼貌意识与把关角色：一项对比实验研究

一、 研究作者、机构与发表信息

本项研究由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的项霞教授与宁波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的孙维共同完成。研究论文《把关还是放行——论商务联络译员的礼貌意识》发表于《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0年5月第33卷第3期。

二、 学术背景与研究目的

本研究隶属于翻译学与语用学的交叉领域，具体聚焦于商务联络口译。研究的背景源于口译研究近三十年来的社会学转向，即研究者不再将译员视为“透明”的语言转换器，而是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其在交际事件中的能动角色与协调行为。与此同时，语用学领域的礼貌研究经历了从布朗和莱文森（Brown & Levinson）的经典“面子”（face）与“礼貌”（politeness）理论到强调动态性、互动性与文化特性的后现代转向。然而，现有礼貌研究多基于单语交际，且将礼貌视为静态预设概念，在以译员为中介的跨语言、跨文化交际中，礼貌问题因其动态性和复杂性而显得尤为突出，也为观察译员的角色平衡（翻译与协调）提供了绝佳窗口。尽管口译实践中的礼貌问题普遍存在，但专门针对此议题的研究尚不充分，且多集中于会议口译与法庭口译场景。

基于此背景，本研究旨在通过实验方法，探究商务联络口译员如何处理交际中的“不礼貌”（impoliteness）与“过度礼貌”（over-politeness）这两类“面子威胁行为”（face-threatening acts）。其核心目标在于：第一，观察并对比职业译员与口译学员在面对此类言语行为时的具体处理策略；第二，深入剖析译员在此过程中的“把关”（gatekeeping）角色与决策逻辑；第三，通过将礼貌置于其发生的具体语境中考察，构建跨语言、跨文化交际下动态、交互的礼貌概念，并揭示联络译员角色的复杂性。研究同时尝试将“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概念引入联络口译研究，以构建译员视角的礼貌意识。

三、 详细研究流程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组间对比实验与回溯性口头报告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流程如下：

1. 被试招募与分组： 研究共招募22名被试，分为两组： * 译员组（P组）： 11人，平均年龄36.18岁。均为在宁波、上海等地具有八年以上联络口译经验的职业译员，接受过正式口译培训，供职于高校、翻译公司、外事部门等机构。 * 学员组（S组）： 11人，平均年龄21.73岁。均为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翻译专业三年级本科生，无口译从业经验。 所有被试的母语为汉语，第二语言为英语。

2. 实验材料准备： 研究设计了两个商务联络口译场景，改编自《走进口译——欧盟亚欧口译项目多媒体教学资料》： * 场景一（初次见面谈折扣）： 中英双方讨论订单折扣。 * 场景二（临行告别赠画）： 英方欣赏一幅画，中方执意赠送，英方反复拒绝。 为确保研究对象的有效性，研究者通过多步骤筛选出对话中的目标言语行为： * 初步识别： 由两名主试识别对话中所有可能违背“行为期待、面子敏感因素及交际互动需求”的句子。 * 概念界定： 结合中西方“面子”差异，将“不礼貌”范畴限定为威胁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的行为（如侮辱、怠慢、拒绝），将“过度礼貌”界定为反复请求、过分执着邀请、夸张礼数等。 * 评分确认： 邀请10名英汉双语者，对初选的句子进行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评分（1-9分，礼貌程度递增）。最终根据得分确定了5句不礼貌言语行为（I1-I5，平均分2.22） 和6句过度礼貌言语行为（O1-O6，平均分7.82） 作为实验分析的目标句。

3. 实验实施与数据收集： 实验在口译实验室进行： * 口译任务： 由汉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扮演商务人士，根据脚本进行对话。每位被试依次为两个场景提供双向联络口译。整个过程全程录音。 * 回溯性口头报告（Cued Retrospective Reports）： 口译任务完成后，在主试提示下，被试逐一回顾自己对前述11个目标句（不礼貌与过度礼貌）的处理方式及原因。此环节亦全程录音。 * 数据转写： 研究者将所有口译录音和口头报告录音转写为文字，作为后续语篇分析和思维过程分析的素材。

4. 数据分析流程： 数据分析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 语料提取与分类： 首先，从22份口译转写文本中，逐一找出11个目标句的对应译文。排除不完整翻译后，共获得237句有效目标译文（学员组117句，译员组120句）。接着，将这些译文与原文对比，归纳出三种处理方式：省略、直译、运用应对策略（Coping Strategies）。 * 应对策略编码： 参考Trosborg的分类，将应对策略进一步细分为两个层面： * 词汇层面： 包括增加礼貌用词（如“please”、“不好意思”）、增加模糊词（如“perhaps”、“有点”）、过滤敏感词（如“您老”、“老外”）、颠倒词汇褒贬色彩（如将“鬼精鬼精”译为“wise”）等。 * 句式层面： 包括改变句式（如陈述句变疑问句）、增加条件从句、改变语气（如使用虚拟语气）、增加模糊分句（如“I think”、“we assume”）等。 * 数据统计与对比： 对两组被试在三种处理方式及两类应对策略上的使用频次进行统计和对比（如图1所示）。 * 深度案例分析： 结合定量统计结果，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三类案例（“不甚讨喜的问候”——过度礼貌；“不容置疑的拒绝”——不礼貌；“不便被听的独白”——不礼貌）进行深入的语篇分析。同时，整合被试在回溯性口头报告中的解释，挖掘其“把关”行为背后的思维过程、考量因素（社会语境 vs. 文化语境）及策略选择的动机，从而构建和对比两组被试的礼貌意识。

四、 主要研究结果

研究通过数据统计和案例分析，得出了以下主要结果：

1. 总体趋势的共性：译员作为积极的“把关人” 数据分析显示，两组被试在处理面子威胁行为时，直译比例最低（学员组23.4%，译员组仅5.94%），应对策略使用最为频繁（学员组59.7%，译员组76.2%），省略比例相当（约17%）。这一总体趋势表明，无论是职业译员还是学生译员，都超越了“语言转换器”的传统角色，在面对可能损害交际氛围或目标的话语时，普遍具备了语用意识，并主动运用策略进行干预，自觉承担了“把关人”的职责，以维护交际双方的面子与和谐关系。

2. 组间差异的体现：策略导向、关注范围与调节力度的不同 尽管趋势一致，但职业译员与学员在“如何把关”上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策略使用的导向性、关注点和力度上：

• 学员组：关注当下，策略微观。

  • 导向性模糊： 学员的策略选择有时缺乏清晰的交际目标导向。例如，在处理英方坚决拒绝赠画（I4：“but there is no way that I will take such a gift”）时，有学员（S2， S3）将其译为“很感谢，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完全颠倒了拒绝的含义。其口头报告显示，他们主要感受到“气氛紧张”，并出于“不能拂了（中方）面子”的考虑而做出调整，但未能准确把握英方的真实意图和整个交际的走向。
  • 关注点较小： 学员更侧重于应对当下的、局部的社会语境（如避免当前话轮中的冲突），而对更深层的文化语境（如中西方在拒绝行为上的文化差异）考虑不足或反应不及。
  • 调节力度较弱： 学员的应对策略主要集中在词汇层面（如替换情态动词、增加语气词），句式层面的策略使用较少且简单。在处理如“鬼精鬼精”这样的贬义表达时，常出现明显犹豫，需要2-3秒时间在多个近义词中抉择。

• 职业译员：目标导向，策略多元。

  • 以交际目标为导向： 职业译员的策略选择紧密服务于促成商务交际成功这一终极目标。他们能快速评估某言语行为是否有利于实现该目标，并据此决定“把关”还是“放行”。例如，对于中方压低声音的抱怨“这老外鬼精鬼精的”，多名职业译员（P8， P9）选择省略整句，理由是这句话“更像是独白”、“不便被英方听到”、“无益于交际目标的实现”。
  • 同时关注社会与文化语境： 职业译员能兼顾即时社会语境和宏观文化语境。在处理“您老一定累坏了吧”（O1）时，所有译员都过滤了“老”字，并灵活采用添加模糊语（“I think”）、改变句式（将“You must be tired”变为“Do you feel tired?”）、转换主语（“It must be tiring”）甚至完全改写为西方惯用问候（“I hope you’ve enjoyed your trip”）等策略，既传达了问候之意，又规避了西方文化中可能因提及“年老”而产生的负面联想。
  • 调节力度强，手段自由： 职业译员更频繁地使用应对策略，且句式策略的使用比例几乎是学员组的两倍。他们的策略库更为丰富和高级。例如，面对英方的坚决拒绝（I4），译员不仅替换情态动词（“不能收”），还增加礼貌用词（“非常感谢”、“请您理解”）、运用文化知识进行解释（“这样收礼物实在是不符合我们西方的习惯”），甚至变换讲话主体，从第一人称转述变为第三人称评论（“他说肯定不能收”），或直接以协调者身份提出建议（“我看他是真的不想收，别勉强他了”）。这些策略体现了职业译员更强的自主性、协调能力和对自身面子的保护意识。

3. 案例分析的深化： * “不甚讨喜的问候”（O1）： 展示了译员如何通过过滤文化敏感词、添加模糊语、改变句式或完全文化适配等策略，对可能因文化差异导致误解的“过度礼貌”行为进行“把关”，体现了对文化语境的深度关照。 * “不容置疑的拒绝”（I3-I5）： 揭示了译员在应对跨文化“不礼貌”行为时的复杂权衡。职业译员能通过多种词汇和句式策略，在传达拒绝本意的同时，极大缓和其强硬色彩，并辅以文化解释，体现了同时处理社会语境（维护中方面子、缓和气氛）和文化语境（解释西方拒绝习惯）的高超能力。 * “不便被听的独白”（I1）： 凸显了译员对社会语境的判断。职业译员能迅速判断此类“独白”性质的抱怨不适宜在正式交际中传递，从而采取省略或褒义化改写策略，以确保交际进程朝着建设性方向发展。

五、 研究结论与价值

本研究通过对比实验得出核心结论：在商务联络口译中，译员（包括学员和职业者）均非被动的语言管道，而是具备一定语用意识、能主动对面子威胁行为进行干预的“把关人”和动态礼貌的共建者。然而，职业译员与学生译员在礼貌意识与把关能力上存在质的差异。学生译员的干预往往缺乏清晰的交际目标导向，关注点较为局限（多集中于当下社会语境），调节手段以微观的词汇调整为主，力度较弱。而职业译员则以实现交际目标为根本导向，能同时敏锐洞察社会语境与文化语境的要求，并快速、自主、有力地运用多元化的策略（包括更复杂的句式策略）进行调节，其角色在“翻译”与“协调”之间灵活切换，展现了联络口译角色的高度复杂性。

本研究的价值体现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 * 理论价值： 首先，它将礼貌研究置于跨语言、跨文化的联络口译框架下，通过实证数据生动展现了礼貌在真实互动中的动态性、交互性与文化特异性，弥补了国内跨学科礼貌研究的空白。其次，它通过细致的行为分析和思维过程追溯，深化了我们对联络译员“把关人”双重角色（对社会规范与文化差异的把关）的理解，为口译员的角色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 * 实践与教学价值： 研究结果对口译教学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它明确指出，传统的口译培训若只注重语言能力和口译技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强对学员跨文化语用能力的培养，包括对中西方礼貌规范差异的认知、在具体语境中识别和评估面子威胁行为的能力，以及为维护交际和谐而灵活运用各种应对策略的技能。教学应引导学员从关注“字面转换”转向关注“交际效果”和“关系管理”。

六、 研究亮点

1. 研究视角新颖： 首次系统地将“不礼貌”与“过度礼貌”这对语用学概念同时引入商务联络口译研究，并作为核心观察对象，切入点独特且具有挑战性。
2. 方法结合巧妙： 采用实验法控制变量、语料分析法进行定量统计、案例深描法进行定性分析，并结合回溯性口头报告探究译员的认知过程，多种研究方法相辅相成，使结论既有数据支撑，又有深度解读。
3. 对比设计有效： 通过设置职业译员组与学生译员组的对比，清晰揭示了经验差异如何影响译员的语用判断与策略选择，使研究发现更具层次感和说服力，也为口译能力发展阶段提供了实证参考。
4. 微观分析深入： 对具体言语行为（如“您老”、“鬼精鬼精”、“there is no way”）的翻译策略进行了极其细致的分类（词汇、句式层面）和对比分析，并紧密结合语境和译员反思，生动展示了“把关”决策的微观机制。

七、 其他有价值的内容与局限

研究在讨论部分指出了自身的局限性：被试样本量较小（共22人），且主要来自长三角地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更大规模、更广地域的后续研究验证。作者建议未来研究可以扩大样本容量，并进一步丰富研究手段。此外，研究中对于“过度礼貌”的界定和操作化，以及其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具体表现，仍有深入探讨的空间。本研究为后续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扎实的范例和清晰的推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