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David P. Rando 任职于 Trinity University 英语系，该文发表于 MFS: Modern Fiction Studies 第69卷第3期（2023年秋季），文章标题为 “Nonhuman Animals and Hope: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 and Philip K. Dick’s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本文并非单一原创实验研究，而是一篇文学研究与动物研究交叉领域的学术论文，因此属于类型b，即科学论文中的理论阐释与批评研究。文章围绕石黑一雄《别让我走》与菲利普·K·迪克《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两部小说，探讨非人类动物与希望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一种“一臂之距阅读”（arm’s length reading）的接受策略。

文章首先指出现有批评多集中于这两部小说如何质疑“人类”概念或挑战人类例外论，而 Rando 则主张换一个角度：克隆人与仿生人在文本中被再现为介于人类与非人类动物之间的存在，这种阈限性反而有助于将“希望”从人类独占的概念中解放出来，进而为动物权利话语提供新的情感与概念路径。作者认为，希望不应被继续视为人类独有的情感，而应被理解为人类与非人类动物共享的进化遗产。

在学术背景上，Rando 批评 Ernst Bloch 在《希望原理》中将希望定义为“最人类”的情感，这种人类例外论长期阻碍了对非人类动物情感的承认。尽管动物研究领域已逐渐接受达尔文式进化连续性，并对拟人化禁忌提出质疑，但即使在 Marc Bekoff、Frans de Waal 等学者那里，希望一词仍常常被回避，代之以“未来规划”（future planning）或“延迟满足”（delayed gratification）等更中立的术语。Rando 认为，这种回避本身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与拟人化禁忌的残余。文章援引 Kari Weil 的“批判性拟人化”（critical anthropomorphism）概念，主张在承认无法完全了解动物经验的前提下，仍可策略性地想象其希望。

文章的核心方法是提出一种新的阅读策略，即“一臂之距阅读”或“远视阅读”（presbyopic reading）。Rando 以《别让我走》中 Tommy 的动物画为例：Kathy 只有将画拿远才能辨认出那些由细小机械零件构成的动物形象。类似地，读者若想将克隆人学生与仿生人感知为非人类动物，就不能采取传统细读（close reading）的专注方式，也不能完全依赖寓言式解读，而应在专注与分心之间保持一种中间距离。这种阅读方式借鉴 Walter Benjamin 关于“分心接受”（reception in distraction）与“习惯”（habit）的理论，认为在历史转折点上，新的感知能力需要通过触觉式习惯逐步养成。因此，这两部小说不应被简单归入现实主义、感伤主义或寓言传统，而应被视作帮助读者在分心与习惯中重新想象非人类希望的文本。

文章对《别让我走》的分析围绕克隆人学生的希望如何被制度化地培育并最终被粉碎展开。Hailsham 的教育体系一方面鼓励学生创作艺术以证明其“灵魂”，另一方面又将其未来完全锁定在器官捐献上。Miss Lucy 的坦白、Madame 与 Miss Emily 的忏悔，都揭示了这种身份论（identity-based）策略的局限：它以人类能力为标准来论证克隆人的道德地位，反而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Tommy 的动物画、学生之间关于“延期”（deferral）的传闻，以及他们对爱的证明的执着，构成了非人类希望的具体戏剧化。Rando 特别指出，小说最痛苦之处不在于希望被粉碎的瞬间，而在于希望被强制转化为记忆：Kathy 的叙事本身就是在用怀旧与追忆替代面向未来的希望，这种时间性的扭曲比直接的情感宣泄更具批判力。

文章对《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的分析则从另一方向消解人类对希望的垄断。小说中人类通过 Mercerism 宗教与 Voigt-Kampff 测试将“共情”（empathy）确立为人与仿生人的区分标准，但 Rando 指出，小说几乎在每一处都瓦解了这一区分：仿生人之间能形成友谊与痛苦，Deckard 需要“共情箱”（empathy box）这一机械装置才能体验共情，而他对动物的态度则完全被交换价值所支配。小说标题本身提出的问题——“仿生人做梦吗？”——在 Rando 看来正是关于希望的问题：仿生人逃离火星、来到地球，正是因为梦想着更好的生活。Roy Baty 与 Pris 对“前殖民小说”的迷恋也体现了乌托邦冲动。与《别让我走》从克隆人一侧填充希望不同，迪克的小说同时从人类一侧拆解希望：伊朗通过 Penfield 情绪调节器编程出“新的希望”，说明人类希望本身也可能是机械性的、可被技术中介的。这种双重策略既为非人类动物进入希望领域打开了缺口，也祛魅了人类希望的本质主义假设。

在结论部分，Rando 强调，将希望归于非人类动物并非仅仅出于情感投射，而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伦理实践。它使人们在面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对动物的剥削——繁殖、劳动、实验、屠宰、收获器官——时更难以无动于衷。文章引用 Bloch 对白日梦的重新评价，认为这些小说所激发的白日梦并非仅仅是逃避现实的补偿性幻想，而是可被教导、可被实现的乌托邦蓝图。通过批判性拟人化与分心阅读，读者得以在习惯中逐步接纳非人类希望，从而为一种跨物种的伦理关系奠定基础。

文章的亮点在于将文学批评、动物研究与希望哲学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种既非传统细读也非纯粹寓言式解读的接受模式。它不把克隆人与仿生人简单地视为非人类动物的隐喻，而是将其作为介于人与动物之间的阈限存在，利用这种阈限性来绕过读者对动物故事的情感抵抗。与此同时，文章对两部小说的分析并不停留在共情或创伤等常见主题上，而是深入到希望的时间性——希望如何被培育、被粉碎、被转化为记忆——从而揭示了非人类存在在面向未来时的脆弱性与能动性。这种对希望的去人类化与再分配，为动物研究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也为文学如何介入伦理议题提供了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