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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姚建龙（Yao Jianlong）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文章发表于《中外法学》（Peking University Law Journal）2023年第5期（总第35卷），题为《不教而刑：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反思》。文章围绕《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从14周岁下调至12周岁的立法变革展开批判性分析，结合历史沿革、法学理论及实证数据，论证这一调整缺乏正当性，并呼吁完善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

主要观点与论据

1. 刑事责任年龄的百年变迁呈现上升趋势，下调属历史性倒退

文章梳理了自清末《大清新刑律》以来中国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演变，指出近代百年间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整体呈上升趋势：从《大清新刑律》的12周岁逐步提高至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的14周岁，1979年新中国《刑法》进一步确立“刑事成年年龄”为16周岁。这一趋势反映了刑法现代化进程中“教育优先于刑罚”的理念。然而，《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最低年龄回调至12周岁，违背了历史规律，实质是立法对舆论压力的妥协，缺乏严谨论证。

支持证据：
- 历史文献对比：引用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丁年考》对各国刑事丁年的考证，指出中国传统以16周岁为刑事成年年龄，且“丁年以内乃教育之主体非刑罚之主体”。
- 立法草案反复：1950年至1979年间的刑法草案显示，刑事责任年龄在12至14周岁间摇摆，但最终1979年《刑法》确立14周岁为底线，体现立法谨慎性。

2. 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缺乏科学与社会基础

文章从童年观（childhood concept）、罪错观（concept of juvenile delinquency）和保护观（protection concept）三个维度批判立法逻辑的混乱：
- 童年观：现代神经科学证实，大脑前额叶（控制冲动决策）直至25岁左右才发育成熟，未成年人辨认控制能力与成年人存在本质差异。社会观念中的“成年”标准（如经济独立、婚姻年龄）亦在推迟，而非提前。
- 罪错观：少年法主张“以教代刑”（education over punishment），认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具有青春期阶段性，多数可自愈。刑罚标签化反而中断其回归正常社会的可能。
- 保护观：国际社会普遍遵循“儿童最大利益原则”（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principle），而《刑法修正案（十一）》在提升性同意年龄（体现保护）的同时下调刑责年龄（体现惩罚），逻辑自相矛盾。

支持数据：
- 犯罪学统计：2020年后未成年人犯罪率不降反升（图1），低龄暴力犯罪占比增加（图2-3），证明刑罚威慑无效。
- 比较法研究：1989-2007年全球41个国家提高刑责年龄，仅7国降低，反映国际趋势。

3. 现行立法未构建替代性少年司法体系

文章指出，《刑法修正案（十一）》仅简单下调年龄，却未配套完善“保护处分”（protective measures）体系。尽管将“收容教养”更名为“专门矫治教育”，但措施粗糙，未形成独立于刑事司法的干预机制。相比之下，德国、日本等国通过少年法将司法保护范围扩展至25岁以下年轻人，体现“教育优先”的彻底性。

批判焦点：
- 立法仓促性：修订未充分吸收刑法学界反对意见（如张明楷明确反对），亦未回应少年法学界呼吁。
- 功能局限性：核准追诉程序（如12-14周岁需最高检核准）无法抵消刑罚化对低龄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

4. 呼吁构建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二元体系

作者提出，应对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合理路径是：
1. 优先启动少年司法程序，通过保护处分（如感化教育、行为矫治）替代刑罚；
2. 例外情况下剥夺“未成年人身份”，经严格司法审查后适用刑事司法，但须限定为极少数案件。

理论依据：
- 国家亲权理论（parens patriae doctrine）：国家应作为未成年人最终监护人，而非放弃教育责任。
- 沈家本历史观点：刑事未成年人应作为“教育之主体”，感化教育制度早于清末已试点。

论文价值与意义

本文的学术贡献在于：
1. 系统性批判：首次从历史、科学、法学三重角度全面解构《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刑责年龄的缺陷，填补了立法反思的研究空白。
2. 理论整合：将童年观、罪错观、保护观作为分析框架，为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研究提供新范式。
3. 政策建言：强调独立少年司法制度的紧迫性，推动学界与实务界关注“以教代刑”的实践路径。

现实警示：文章警告，若继续依赖刑罚化应对未成年人犯罪，可能加剧“犯罪标签”效应，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