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题为《Examining the link between supplier diversification and ESG practices: An opportunity-motivation-ability perspective》（供应商多元化与ESG实践之间的联系研究：机会-动机-能力视角），由Jia Ren（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及香港理工大学商学院）、Shuo Shan（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管理学系）、Fuzhen Liu（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通讯作者）以及Kee-Hung Lai（香港理工大学商学院ESG推进研究中心）共同完成。该论文于2026年5月5日在线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第299卷。
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简称ESG）实践代表了企业超越财务绩效、聚焦于可持续发展、商业伦理和长期社会影响的前瞻性倡议。近年来，投资者日益将ESG作为评估企业价值的关键指标，学术界也证明了ESG实践能够促进绿色创新、提升股票回报并改善财务绩效。在此背景下，深入理解ESG实践的驱动因素对于推动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供应商在影响企业ESG实践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多元化的供应商网络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广泛的知识、技术和资源获取渠道，从而为ESG实践的实施创造机遇。然而，现有研究对于供应商多元化（Supplier Diversification）在促进ESG实践方面的重要性探讨仍显不足，且已有文献大多孤立地考察供应商多元化（外部环境因素）、财务约束（Financial Constraint，内部财务条件）和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内部组织能力）对ESG实践的单独影响，缺乏一个系统性的整合视角来解释这些外部和内部因素如何共同且交互地决定企业的ESG战略。
为了弥补上述研究缺口，本研究借鉴机会-动机-能力（Opportunity-Motivation-Ability，简称OMA）理论框架，旨在探讨以下两个核心研究问题：第一，供应商多元化是否促进ESG实践？第二，财务约束和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供应商多元化与ESG实践之间的关系？
研究基于OMA理论框架进行理论建构。该框架强调机会（Opportunity）、动机（Motivation）和能力（Ability）是解释组织行动的三项相互关联的因素。在本研究中，作者将供应商多元化理论化为机会增强因素（Opportunity-Enhancing Factor），因为它能够拓展企业的外部视野，创造从异质性网络中获取资源的契机；将财务约束理论化为动机制约因素（Motivation-Constraining Factor），因为资源匮乏会限制企业追求长期ESG投入的意愿；将数字化转型理论化为能力增强因素（Ability-Enhancing Factor），因为它提供了整合复杂供应链数据并有效执行ESG战略的基础设施和分析能力。
研究选取了中国上市制造业企业作为观察样本。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之一，其制造业企业拥有更为丰富的产业链条，且对环境变化更为敏感。自中共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来，中国政策导向朝着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方向转变，为制造业企业采纳ESG实践创造了有利条件。数据来源于中国股票市场与会计研究（CSMAR）以及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数据库，观测期间为2011年至2022年。经剔除财务异常企业（如ST或*ST公司）及变量缺失样本后，最终保留了一个涵盖546家制造业公司、包含2417个公司-年度观测值的面板数据集。
在因变量测度方面，本研究采用了一种创新的概念网络（Concept Network）方法来量化不同类型ESG议题的相对重要性。具体而言，研究首先将ESG实践分为三类：运营导向型ESG实践（Operations-Oriented ESG Practices）、透明度导向型ESG实践（Transparency-Oriented ESG Practices）和利益相关者导向型ESG实践（Stakeholder-Oriented ESG Practices）。随后，通过构建ESG领域之间的共现网络，计算每个ESG领域的特征向量中心度（Eigenvector Centrality）作为权重。特征向量中心度不仅考虑了某个ESG领域的直接连接数量，还通过其相邻节点的中心度进行加权，从而能够识别出嵌入在战略核心概念集群中的ESG议题。最终的ESG实践得分通过将企业在各领域的参与情况乘以对应领域的特征向量中心度权重，并对三类实践赋予等权重后加总得出。
在自变量测度上，供应商多元化基于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进行测量，计算公式为1减去前五大供应商采购占比的平方和。该值越高，表明供应商集中度越低，多元化程度越高。调节变量方面，数字化转型采用CSMAR数据库中的“DT指数”，该指数包含战略引领、技术驱动、组织赋能、环境支撑、数字成果和数字应用六大指标；财务约束则采用SA指数进行测量。
此外，研究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企业ESG活动的变量，包括企业规模（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上市年限、总资产收益率、财务杠杆、市场价值（托宾Q值）、资产周转率、现金流、账面市值比、管理层持股比例、是否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独立董事比例以及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等。
研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进行假设检验，同时控制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结果支持了固定效应模型的适用性。在稳健性检验方面，研究进行了多项测试，包括：采用稳健标准误；对连续变量进行1%和99%分位以及3%和97%分位的缩尾处理；增加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存货占比、增长潜力、公众关注度以及行业层面不确定性和行业竞争程度等控制变量；替换企业规模的测度方式（分别采用员工人数和销售额的自然对数）。此外，为了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采取了三种策略：将预测变量滞后一期以应对反向因果问题；采用同行业-同城市-同年份滞后一期的平均供应商多元化作为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使用华证和CNRDS提供的ESG绩效数据以及供应商集中度的替代变量进行重新回归。
实证结果首先验证了假设1，即供应商多元化对ESG实践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基准回归模型中，供应商多元化的估计系数为1.072（p值<0.01），表明供应商多元化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的ESG实践水平平均提升1.072个单位。这一发现从OMA理论视角得到解释：多元化的供应商基础使企业能够接触到异质性的知识、技术和运营规范，从而获取创新的可持续材料、节能工艺和社会责任实践的机会。同时，多元化的供应商结构增强了供应链韧性，通过降低中断风险、保障库存可用性和维持运营连续性，为企业的长期ESG投资提供了战略稳定性和资源保障。
进一步的附加分析揭示了供应商多元化对不同类型ESG实践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显示，供应商多元化对透明度导向型ESG实践（系数为0.725，p值<0.05）和利益相关者导向型ESG实践（系数为1.451，p值<0.05）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运营导向型ESG实践的影响不显著。这一差异反映了外部机会在不同组织功能领域中的转化能力存在差异。透明度导向和利益相关者导向的实践通常由面向外部的沟通和可持续发展报告部门负责，这些部门处于组织边界，更易于将多元化的供应商输入转化为可见的ESG举措。相反，运营导向型ESG实践往往涉及实质性的流程变革或治理结构调整，更深地嵌入内部工作流程和激励系统之中，虽然供应商多元化拓展了外部机会集合，但将这些机会转化为运营变革需要大量的内部调整，包括流程创新、资源重新配置和结构改革。
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2，即财务约束（Financial Constraint）会削弱供应商多元化对ESG实践的积极影响。供应商多元化与财务约束的交互项系数为-2.025（p值<0.1），表明在财务受限的情况下，供应商多元化对ESG实践的正向效应显著减弱。从OMA视角来看，面临较高财务约束的企业承受着将稀缺资源分配到关键运营活动和即时义务的巨大压力，这耗尽了用于长期战略性投资的注意力资源和财务冗余。即使多元化的供应商网络提供了可持续创新的机会，在财务约束下，管理这种多元性并整合新的ESG解决方案所需的额外投资——在工具、人员和监督方面——也变得难以负担。
研究同样验证了假设3，即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会强化供应商多元化对ESG实践的积极影响。供应商多元化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互项系数为0.073（p值<0.1），表明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时，供应商多元化对ESG实践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这一发现凸显了数字化能力在将外部供应链机会转化为可持续绩效中的关键赋能作用。具体而言，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管理和整合异质性供应商网络所需的基础设施和分析能力。先进的数据分析和数字平台能够促进透明的沟通和实时的供应商可持续性追踪，确保合规性并识别改进机会。因此，当供应商多元化创造了ESG发展的机会时，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执行这一机会的必要能力。
为了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的情境依赖性，研究以2020年为界进行分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新冠疫情前（<2020年），供应商多元化对ESG实践的影响系数为1.184（p值<0.01），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在疫情期间（≥2020年），这一效应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两个时期之间的效应差异在统计上显著（p值<0.01）。虽然这一结果为财务约束的调节作用提供了佐证，但研究者也审慎指出，新冠疫情的冲击具有多面性，除财务压力外还包括供应链中断、市场需求变化以及运营和监管挑战等多重因素。
本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文献做出了贡献。首先，研究丰富了ESG和供应链管理文献，通过阐明多元化的供应商基础如何通过运营路径促进ESG参与，将供应商多元化定位为一种结构性的机会，为供应商管理和可持续运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其次，研究拓展了OMA理论框架的应用边界，将其引入ESG参与和上游供应链结构这一新的研究情境，揭示了外部机会如何与内部动机和能力因素交互作用以影响可持续性结果。第三，通过将研究置于中国这一代表性新兴经济体的背景之下，研究为理解转型制度环境下ESG实践的前因提供了实证基础，拓展了ESG相关理论化的边界条件。
研究结论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若干重要的实践启示。第一，拓宽供应商范围能够有力推动企业的ESG实践，管理者应当积极培育和维护与供应商的多样化联系，并利用这些关系为实施ESG实践创造更好的机会。第二，企业应当重视数字化转型的建设，将数字化能力与供应商基础拓展相结合，利用数字工具监控供应商的可持续性表现，确保供应链透明度，从而强化ESG倡议并提升长期韧性。第三，对于面临较高财务约束的企业，不宜过度依赖扩展供应商网络来推进ESG倡议，而应将ESG目标与财务现实相结合，优先强化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的现有供应商关系，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方法实现ESG影响最大化。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可供未来研究参考。首先，研究聚焦制造业企业，虽然增强了内部效度，但限制了结论向其他行业的推广性，未来研究可探讨服务行业（如零售业）中供应商多元化对ESG实践的影响。其次，研究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文化和制度差异可能影响结论向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推广，未来可在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市场进行复制研究。最后，本研究仅考察了财务约束和数字化转型两个调节变量，未来研究可纳入行业不确定性、政府关联和社会资本等因素，以揭示更多的边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