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报告：对伯纳德·威廉斯“坐实型谱系”方法的批判性考察

作者与发表信息 本文作者为陈德中，其所属机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文章发表于《学术交流》期刊，2019年第10期（总第307期）。

论文主题 本文是一篇哲学领域的批判性研究论文，其核心主题是深入剖析当代著名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在其晚年著作《真与真挚》中所采用的“坐实型谱系”方法。文章旨在探讨威廉斯如何运用谱系学方法来确证“真之德性”为自由主义的内在价值，并分析其方法内在的矛盾与理论困境，最终论证威廉斯的这种尝试是对其自身哲学立场的一种偏离，也是对谱系学方法解放精髓的误用。

主要观点与论证

一、 威廉斯采纳谱系学方法的思想背景与理论意图 文章首先阐述了威廉斯哲学思想的基本立场，这是理解其运用谱系学方法的前提。陈德中指出，威廉斯终其一生都反对以康德哲学为代表的、追求普遍性与必然性的伦理学与哲学方法。他追随尼采，主张一种“有历史的哲学”，这种哲学旨在揭示哲学概念并非永恒、抽象的本质，而是具有“时空厚薄性”与“因缘聚合性”的历史产物。这意味着概念的意义是偶然的、随历史语境变化而生成、丰富乃至消退的。威廉斯的这一立场贯穿于他对道德能动性、政治自主性等问题的批判中，其目的在于打破理性主义的“科学幻象”，即认为存在一种从绝对、非历史的观点看最佳的伦理政治体系。因此，当威廉斯在《真与真挚》中引入谱系学方法时，其理论意图是明确的：通过历史叙事，展现“真之德性”（如真挚、诚实、精确、本真）等现代价值是如何在特定的、偶然的历史进程中浮现并稳定下来的，从而打破关于真理价值的形而上学或必然性信念，彰显其根本的偶然性特征。

二、 “坐实型谱系”的内涵、目标及其面临的学术质疑 文章的核心在于辨析威廉斯所采用的“坐实型谱系”方法。陈德中引用了学界（如克雷格、库普曼）的划分，将谱系学分为颠覆型、坐实型和中立型。尼采的《道德的谱系》是颠覆型的典范，旨在揭示道德价值的“不光彩来源”从而动摇其权威。而威廉斯的“坐实型谱系”则旨在“确证”或“坐实”某些价值（如自由主义价值）的合理性与稳定性。威廉斯通过讲述一个从历史可能性条件出发，展示特定概念装置（如对真理的追求）如何因其功能性（如促进社会合作、维持秩序）而逐渐被采纳并内化为核心价值的故事。他试图论证，尽管这些价值的起源是偶然的，但其在历史中形成的稳定性和功能有效性，足以在谱系学意义上为其提供辩护，从而将它们“坐实”为自由主义不可或缺的内在价值。

然而，陈德中指出，这种“坐实型谱系”自提出以来就备受学界诟病。主要质疑集中在两点：第一，混淆起源与辩护（即犯下“起源谬误”）。批评者如内格尔认为，仅仅展示一个价值如何从历史中偶然产生，并不能在规范意义上证明该价值是正当的或可接受的。历史描述无法替代哲学论证。第二，功能性论证的缺陷。克雷格指出，功能性论证无法解释价值获得“真正有效的稳定性”的原因，它只能说明某种价值在特定条件下“成了”，但“成了”不等于“应当”或具有永恒的规范性力量。因此，威廉斯的方案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且可能“自我挫败”的尝试。

三、 威廉斯思想的内在紧张与理论自挫 陈德中认为，威廉斯“坐实型谱系”的失败，更深层的原因源于其思想内部的两大紧张或矛盾。

首先，是谱系学方法与启蒙信念之间的张力。威廉斯运用谱系学旨在解构价值的必然性，强调偶然性。但他同时又坚信“启蒙的理智不可逆”和“源于反思，没有回路”。这意味着他仍然预设了启蒙运动所开启的理性反思进程具有单向的、不可倒退的积累性和决定性力量。陈德中批评这是一种“理智版本的傲慢与偏见”，将理智推理的作用过于绝对化。这使得威廉斯实际上站在了“启蒙阵营之内”为其辩护，而谱系学方法本应具有的、像尼采和福柯那样的彻底批判和解放潜力（即揭示一切价值，包括启蒙价值，都可能被重新评估），在此被削弱了。他试图用谱系学来“确证”自由主义价值，在陈德中看来是本末倒置，因为谱系学的革命性力量恰恰在于“颠覆”而非“坐实”。

其次，是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理解与德国思想传统接续的不彻底性。威廉斯正确地将哲学视为一门重在“理解”而非“解释”或“辩护”的人文学科，强调历史理解和社会理解的重要性。这接近德国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的传统，即关注人是“价值关联的存在物”。然而，陈德中指出，威廉斯的“历史”概念更多是一种外在的、物理的时间流，他所站的视角更多是一个客观反思者的视角，未能充分吸纳德国传统中关于“历史性”的深刻内涵——即历史是承载价值决断和生存方式的具体境遇。更重要的是，威廉斯未能充分重视韦伯所揭示的“个体自决原则”与“社会支配原则”之间的根本性对峙，以及“寡头统治铁律”等客观社会结构对个体自由的限制。他的分析过于依赖个体的理智反思能力，而相对忽视了独立于个体意志的、强大的社会客观座架和权力结构。这种不彻底性导致他的理论在解释现代社会的复杂矛盾时存在局限。

四、 对谱系学方法本质的再思考与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陈德中在文末提出了对谱系学方法本质的深刻见解。他认为，谱系学方法本身只是一种“打破魔咒的工具”，其威力不在于方法本身，而在于运用者借助该方法所释放的新的可能性。无论是休谟、尼采、达尔文还是福柯，他们运用谱系学都是为了破除旧范式（本质主义、目的论等），为新的解释模式或价值重估开辟空间。因此，谱系学的冲击力天然与“颠覆”相连，而非与“辩护”相连。威廉斯的错误在于，他试图运用一种本质上是革命性和批判性的工具，去完成一项保守性和确证性的任务——为既存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辩护。这导致了其理论的内在矛盾和最终的不成功。

论文的意义与价值 陈德中的这篇论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它提供了对威廉斯晚年核心著作《真与真挚》及其“坐实型谱系”方法的精到解读和系统批判，抓住了威廉斯思想中谱系学方法与其启蒙信念之间的核心张力。其次，文章超越了单纯的书评或介绍，将讨论引向了关于谱系学方法本质、历史性与规范性关系、以及启蒙规划限度等更深刻的哲学问题。第三，通过将威廉斯与尼采、福柯、韦伯等欧陆思想家进行对比，文章促进了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传统在具体论题上的对话，揭示了威廉斯思想中可能存在的“不彻底性”。最后，论文的批判性结论——即谱系学作为颠覆性工具与其用于辩护目的之间的根本性冲突——对于理解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中运用历史与叙事方法进行论证的限度和可能性，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