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Anthony Pym发表于《Journal of Pragmatics》2015年第85卷的一篇学术论文。文章主题为运用风险分析（risk analysis）理论框架来阐释翻译活动，提出翻译可被视为一种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作者旨在通过引入风险管理的视角，解决翻译研究领域中长期存在的理论困境，例如翻译的本质特性、决策过程以及努力分配等问题，进而提供一种非本质主义（non-essentialist）的、更为动态和理性的翻译研究路径。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将翻译中的风险分为三个层面，并对这三个层面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下文将逐一展开介绍文中的主要观点。
第一，可信度风险（Credibility Risk）：翻译作为一种言语事件的特殊性
文章的首要论点是探讨翻译区别于其他言语事件的独特性。作者认为，西方印刷文化传统下的翻译形式，其运作依赖于一种共享的社会虚构（social fiction），即假定翻译文本与源文本（作者更倾向于称之为“起始文本”[start text]）在某种层面上具有同等价值。这种虚构并非普遍存在，而是基于一系列类似格莱斯（Grice）合作原则的准则，例如：语言发生了转换、译本中的第一人称指代原作者（“异己之我”[alien-I]）、译本长度与起始文本长度共变。
维护这种虚构形式的核心在于可信度。翻译活动涉及译者、客户和终端用户之间典型的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即译者通常比合作方更了解外语文本和语言。因此，翻译最根本的风险并非不清晰、不真实或不理解，而是失去合作方对译者在这套共享虚构准则上的信任。一旦译者失去可信度，整个翻译作为言语事件的基础便随之瓦解。作者通过一个亲身经历（将“两千居民”误译为“两百万居民”导致客户失去信任并自行错误修改）的轶事，生动说明了可信度风险是双向的、相互的，并且是基于成本效益计算的：选择信任译者是比寻求替代方案（如另找译者、自行学习语言）更节约成本的方式。因此，翻译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由对特定共享虚构的信任所维系的社会关系，而“对等”、“忠实”等传统概念则是支撑这种信任关系的常见观念。
第二，不确定性风险（Uncertainty Risk）：决策过程中的认知挑战
文章的第二个主要论点转向译者个体的认知过程。这一层面关注的是译者在处理文本、做出具体翻译决策时所感受到的不确定性。现有研究（如Künzli, 2004; Angelone, 2010）将风险视为不确定性的关联物，即译者“猜测”时就在承担风险。作者将此称为不确定性风险。
然而，作者指出了这一视角的三个局限：1）不确定性是所有理解行为共有的特征，并非翻译独有；2）它未能与翻译过程外部的社会结构化风险建立正式联系；3）它将风险纯粹视为需要避免的负面事物。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忽略了风险承担的积极面——创造性翻译（如创造新词、改编谚语、本地化广告语）本身是一种寻求收益的、正当的风险承担行为。因此，需要超越将风险简化为“文本难度相关的不确定性”的认知视角，将风险与更广阔的交际背景和潜在收益联系起来。
第三，交际风险（Communicative Risk）：文本在语境中的使用与努力分配
文章的第三个，也是最具创新性的论点，是提出了交际风险的概念。这一层面关注的是文本在特定交际语境中被使用和解释的方式。作者认为，文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特定语境下对于实现交际合作的成功，其重要性是不同的。因此，这些部分具有高低不同的风险等级。高风险的文本元素是交际成功的关键，一旦出错可能导致合作失败；低风险的元素则对整体交际成功影响较小。
作者以翻译出生证明为例进行了详细阐述。出生证明上的人名、出生日期是高风险元素，一旦译错可能导致文件失效；而接生员或报告官员的姓名则通常是低风险元素，即使有误（甚至像文中提到的巴基斯坦案例中，这些“名字”本身是职务的误读并被各方心照不宣地接受），文件的核心功能依然可以实现。关键在于，风险的分布并非固定在文本中，而是取决于文本与具体情境的互动。例如，同一份出生证明若用于翻译考试，则所有元素都可能变为高风险。
基于交际风险的分析，作者提出了一个关于译者努力分配的理性模型。其核心命题是：译者应将更多努力（时间、认知资源等）投入到具有高交际风险的文本部分，而对低风险部分则可以投入较少努力。这一模型旨在为翻译教学提供理性指导（“不要在所有细节上过度努力，而要在关键处努力”），并挑战了过去围绕“对等”、“充分性”等概念的教学范式。
第四，风险、努力与策略：一个整合模型
在分别阐述了三种风险之后，文章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将译者的努力程度（高/低）与交际问题的风险概率（高/低）结合，形成了一个四象限矩阵：
作者强调，译者的行动可分解为信息搜集（I）和决策（D）的序列。理性的风险管理者追求以最小的I获得合理的D。然而，真正的风险管理的核心并非决策本身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风险），而是决策在特定交际语境中可能引发的后果（交际风险）。
文章随后通过多个实例（学生处理“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译法、日本媒体翻译奥巴马演讲时省略“美洲”、希伯来语报纸翻译“和平路线图”时省略关于定居点的句子）展示了译者在复杂情境中如何权衡不同风险（如交际风险与可信度风险），进行妥协和权衡取舍（trade-offs）。这些例子表明译者的决策是主观的、直觉的，并基于对作者可信度、读者反应等多重因素的文化评估。
第五，证据与“信任的诡计”
文章回顾了支持其风险努力分配模型的各类证据，包括：1）对比产品研究：如圣经翻译中关键教义段落错误少，而冗长家谱中疏忽多；会议口译员在第二次处理同一文本时，会对高风险项目投入更多话语努力。2）新手与专家对比：专家译者更擅长在自动化任务和有意识的问题解决之间切换，呈现出不均匀的努力分布，且更善于使用风险转移策略（如字面翻译、添加注释）。3）翻译共性（Universals）研究：简化（simplification）、显化、平均化（equalizing）、避免独特项（unique items）等倾向，以及图里（Toury）提出的“标准化法则”和“干扰法则”，大多指向译者群体整体上的风险规避倾向。4）有声思维协议（Think-aloud Protocols）研究：显示译者会混合使用多种风险管理策略，并可据此绘制个人的“风险画像”。
然而，作者也指出了模型内部存在的一个逻辑冲突，他称之为 “信任的诡计”（the ruse of trust）。虽然理性模型建议根据交际风险高低分配努力，但翻译所处的跨文化空间固有的不信任潜能，使得任何错误（即使是低交际风险部分的错误）都可能被放大，进而挑战译者的整体可信度。这导致译者在实践中往往趋于过度谨慎，在低风险项目上也投入过多努力，并避免为高风险项目提供大胆的创造性方案，最终可能催生一种平庸、平淡的“翻译体”文本文化，欧盟委员会的官僚文本即被视为一例。
第六，结论：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本文的结论重申了三个核心命题：1）翻译作为一种翻译，其最大风险是失去译者的可信度（可信度风险）；2）文本在特定语境中具有不同等级的交际风险；3）有经验的译者会理性地将更多努力投入高风险元素。文章的意义在于，通过引入风险分析框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颖、连贯且具有批判性的视角。它成功地将翻译的社会关系层面（可信度）、认知过程层面（不确定性）和产品功能层面（交际风险）整合起来，摆脱了本质主义的“对等”或单一“目的”（skopos）的束缚，代之以更具动态性和解释力的妥协与权衡逻辑。
该研究不仅具有理论创新价值，为理解翻译的本质、过程和产品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教学和应用价值。它为指导译者进行理性决策和努力分配提供了原则，并启发我们思考：如何通过改变酬劳和认可结构（例如在广告本地化、粉丝字幕翻译等领域），来合理奖励译者的风险承担行为，从而鼓励更富创意和活力的翻译实践，而非助长普遍的风险规避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