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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的双重逻辑与振兴路径

期刊: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DOI:10.19714/j.cnki.1671-7465.2020.0094

本文由南京林业大学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与林业发展研究院的副研究员高晓琴撰写,发表于2020年11月的《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卷第6期。文章题为《乡村文化的双重逻辑与振兴路径》,主要探讨了乡村文化的两种类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和乡土文化——的逻辑及其振兴路径。

学术背景与研究目的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提升乡村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农村社区的内聚力。文章指出,当前关于乡村文化的研究多分散在不同学科领域,缺乏整体性认知,且多采用问题—对策的单线条分析方式,忽视了不同文化样态的深层实践逻辑。因此,本文旨在从乡村文化的历史变迁和当下实践切入,研究乡村文化的外部嵌入逻辑和内生治理逻辑,探寻其根植的时代土壤,并建构以乡、村两级组织为主体的文化耦合新路径。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外部嵌入逻辑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遵循外部嵌入逻辑。文章指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主体是各级政府及文化管理部门,通过财政预算和规划的方式直接供给或以市场化方式采购文化服务。然而,这种供给方式在实践中遭遇了供需分离、偏离农民本位及目标异化等问题。具体表现为: 1. 供需分离:由于乡村生活具有“熟人社会”的基本特征,农民的文化服务需求具有较强的乡土性及地域性,但“条块”部门所供给的文化服务具有城市化、精英化、标准化的特征,导致供需错位。 2. 偏离农民本位:乡村文化服务的国家治理依托“压力型”文化服务体制,基层文化管理部门更多强调执行上级的规划和指标,而对农民实际需求负责的动力弱化,导致乡村文化服务出现“锦标赛”式的治理竞争。 3. 目标异化:地方政府在乡村文化服务资源输入过程中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工具服务于基层政府自身的治理目的,导致文化服务成为利益化的工具。

乡土文化的内生治理逻辑

乡土文化是乡村社会内生的文化样态,依托于乡村社会的权威主体、农民的自发参与及公共性的社会支持系统。然而,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乡土文化面临着权威衰退、参与退出及支持弱化等困境。具体表现为: 1. 权威衰退:乡土文化的组织主体开始发生质的变迁,农民的认同单位和社会关联度开始迅速缩减,乡土文化技艺或组织的传承受城镇化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中青年群体大都离开村庄外出务工或逐步融入城镇,导致乡土文化无人传承。 2. 参与退出:乡土文化的参与主体热情开始迅速减退,乡土文化开始出现参与的“空心化”现象,农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度和“共情感”迅速降低。 3. 支持弱化:乡土文化开展和传承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支持系统,但村委会在文化建设上“去乡土化”的观念认知及由此产生的漠视态度会对乡土文化的组织和参与形成消极影响。

乡村文化的双重逻辑与现代治理的转型

乡村文化包括乡村文化服务与乡土文化两种类型,呈现出双重逻辑: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一直受到强化,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遭遇了“内卷化”;乡土文化作为内生型的文化样态却面临着“无主体”的现状和不断衰弱的趋势。文章指出,乡村文化双重逻辑的生成本质上根植于现代治理的转型过程。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的转型过程也是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全面探索过程,国家治理与乡村治理开始形成互构博弈关系,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进”与乡土文化的“退”形成了鲜明对照。

乡村文化振兴的耦合路径

文章提出,乡村文化振兴应兼顾公共文化服务的普遍性和农民群体特定的个性需求,应寻求最为贴近农民且容易集中农民诉求的层级作为组织载体,即将公共文化服务与乡土文化的规划和治理权限下放给乡、村两级。具体来说,主要是将原有“条块”治理的体制及文化项目整合打包对接到乡、村两级,在进行充分制度保障和全面监督的情况下,使乡、村两级在文化治理上更具主动性和灵活性,主动将乡土文化逐步“活化”并使其演化为服务当地的公共文化服务。

结论与意义

本文通过对乡村文化双重逻辑的分析,揭示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复杂性和必要性。文章指出,乡村文化振兴不仅需要加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还需要重视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通过建构以乡、村两级为主体的文化耦合路径,可以实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与乡土文化的共生互融,推动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这一研究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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