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 Carol McGuirk，发表于期刊 *Science Fiction Studies*（第45卷第1期，2018年3月），属于学术论文中的“笔记与通信”（Notes and Correspondence）体裁。文章以斯坦尼斯瓦夫·莱姆（Stanislaw Lem）发表于1975年的评论《菲利普·K·迪克：庸医中的空想家》为出发点，考察莱姆长篇小说《未来学大会》（*The Futurological Congress*，1971年波兰文版，1974年英文译本）与美国科幻小说之间的联系。长期以来，批评界普遍认为莱姆除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之外对美国通俗科幻兴趣不大，而McGuirk指出，《未来学大会》实际上含有对多位美国科幻作家的微观指涉，构成一种“回声室”式的互文网络。文章试图修正“莱姆只欣赏迪克”的成见，并分析莱姆如何在借用美国科幻母题的同时对其进行反讽、改写与批判。
文章首先梳理了莱姆对美国通俗科幻的总体态度。莱姆在1975年指责美国科幻的大众化写作是“群体创造力”的产物，认为不同作者的书不过是同一游戏的不同场次；但他又在1977年表态称“个别作者的罪过总是比较小的”。McGuirk认为，莱姆虽然批评美国科幻依赖“能干”（can-do）情节与暴力解决冲突，却也欣赏那些能重塑而非单纯重复科幻共享母题的作家。莱姆尤其看重迪克对“文明回归自然之不可能性”的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悲观结论：对遥远未来的展望变成了对物质力量的权力梦想，使进步理想沦为怪物式的漫画。《未来学大会》虽在结尾部分笼罩着迪克式的阴郁，但在小说中段却活跃地引入了海因莱因（Robert A. Heinlein）、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埃利森（Harlan Ellison）、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等美国作家的元素。McGuirk因此认为，莱姆并非对美国通俗作家一律敌视，而是选择性地借用和重塑其题材。
文章的主体部分详细比较了《未来学大会》与海因莱因《夏日之门》（*The Door into Summer*，1957）之间的结构性呼应。两书都采用第一人称有限视角，主人公都通过冷冻休眠进入约三十年后的近未来世界：海因莱因的是1970年与2000年，莱姆的是2000年与2039年。两位主人公醒来后都被称为“爷爷级的老古董”，都因未来世界的奇异时尚而震惊，都通过阅读未来报纸来重新定位自己，并看到涉及代孕母亲的新闻——海因莱因用“host mother”，莱姆则用“demimother”。此外，两位作者都描写了苏醒者醒来前的长梦。莱姆的主人公伊扬·蒂奇（Ijon Tichy）梦见自己变成“冬天的花椰菜在阳光下晒太阳”，带有荒诞喜剧色彩；海因莱因的丹尼·戴维斯则梦见空调开得太低、大家都快感冒。McGuirk指出，海因莱因在《夏日之门》中的新造词较为平淡，而莱姆的造词能力可与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相比，充满了荒诞主义的闪光点。更重要的是，两书的结局方向相反：海因莱因的主人公相信“未来比过去更好”，而莱姆的结尾是递归性的——蒂奇发现自己从未离开小说开头的哥斯达黎加政变现场，所谓2039年的纽约、2098年的历险、多次手术与身体移植，全部是虚假记忆。McGuirk认为这种“记忆为假”的情节正是迪克式母题的重演，并以此反转了海因莱因的乐观结局。通过蒂奇最终仍身处政变危局之中，莱姆向读者表明：我们无法预言未来，也永远只能在变化已成为当下时才能看见它。
除海因莱因与迪克之外，McGuirk还分析了埃利森短篇《“悔改吧，哈利昆！”滴答人如是说》（1965）中的场景与《未来学大会》的呼应。莱姆描写一个男孩漂浮在第五大道上空，向人群投掷果冻豆，行人挥手欢笑；埃利森笔下的哈利昆也曾悬停在通勤者上方，向工人抛撒果冻豆。埃利森故事中的奥威尔式结局——哈利昆被捕后被洗脑而变得顺从——也与莱姆对个人自由受控的严峻偏好相合。McGuirk认为这一借用既指向埃利森的情节走向，也带有埃利森风格的欢快气息。
文章接着讨论阿西莫夫机器人故事的影响。莱姆尊敬发明“robot”一词的恰佩克（Karel Čapek），但其笔下的“jugger-muggers”（捣蛋机器人）、“strayaways”（失业机器人）和“mimicretin”（装傻计算机）等反叛自动机形象，与阿西莫夫机器人故事形成互文。阿西莫夫在坎贝尔（John W. Campbell, Jr.）参与下确立的机器人学三定律，要求正电子脑必须服从人类命令并保护人类福祉；其故事中的机器人偶有偏差，但总体无害且高效，如《理性》（“Reason”，1941）中的QT-1虽拒绝承认人类创造了自己，却仍完美运行空间站。莱姆的机器人同样反叛却不具威胁性，但它们会主动骚扰人类：蒂奇被机器人拉起的铁丝绊倒，失业机器人闯入他的公寓打断他洗澡，计算机则故意装傻以图清静。McGuirk认为，莱姆借这些形象对美国科幻中“机器人无害化”的乐观传统进行了温和的讽刺。
布拉德伯里的《大草原》（“The Veldt”，1950）也被McGuirk视为莱姆“physivision”（实体影像电视）的潜在来源之一。在《未来学大会》中，实体影像电视能把陌生人、狗、狮子、风景和行星投射到房间角落，与实物难以区分；当影像失灵时，“干扰物”（interferents）会实际攻击人。蒂奇记录了一个七英尺高的影像人物在他关掉电视后不但不消失，反而用花束打他的头、砸碎花瓶、吃掉半盒脆饼，最后炸成火花，把他晾着的衬衫烧出数百个小洞。McGuirk认为这可能让人想起布拉德伯里笔下的未来育儿室——一个由超智儿童重新编程、最终生成真实狮子吞噬父母的虚拟现实房间。
文章还延伸到非科幻文学的回声，尤其是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1865）与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1726）。蒂奇像爱丽丝一样通过吞食胶囊、蘑菇或神秘液体来适应新环境，常常被告知只需吞下文化暗示而不要追问。2039年的世界已废除书籍，一切知识通过胃部获取，吞下四粒“代数学胶囊”就能通晓高等数学；这与斯威夫特拉加多大学院（Grand Academy of Lagado）中“投影家”（projectors）让学生空腹吞食写有命题与证明的薄饼的做法如出一辙。McGuirk借此说明，《未来学大会》是一个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所构成的回声室，其互文网络远超莱姆对自己作品的低调描述——“一个令人沮丧的故事，但讲得有趣，也就是黑色幽默”。
McGuirk在文章结尾回应了莱姆在1986年访谈中的抱怨。莱姆称外国评论家往往指责他熟悉从未读过的作家的作品。McGuirk表示，她无意指控莱姆普遍亲近美国通俗科幻作家，但希望这篇细读能够澄清：除了菲利普·K·迪克之外，科幻类型对《未来学大会》的影响也来自海因莱因、阿西莫夫、埃利森、布拉德伯里等人。她强调，莱姆虽然批评美国科幻的“能干”情节，却显然愿意接受那些能反思并重塑科幻共享题材的作家，而《未来学大会》正是一部体现这种选择性借用与批判性改写的杰作。文章最后还附有编者按，邀请更多学者向“笔记与通信”栏目投稿2000至4000词的短文，探讨某一科幻文本与其他作家的关系或科幻类型的更大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