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Extending the Impacts of Hostile Media Perceptions: Influences on Discussion and Opinion Polar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于2015年发表在学术期刊《Science Communication》第37卷第4期。论文的主要作者为P. Sol Hart（就职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Lauren Feldman（就职于罗格斯大学）、Anthony Leiserowitz（就职于耶鲁大学）以及Edward Maibach（就职于乔治梅森大学）。
从学术背景来看，这项研究隶属于传播学、政治心理学与公共舆论研究的交叉领域，尤其聚焦于环境传播与科学传播范畴。研究的发起源于一个关键的学术与现实观测：在过去的15年里，美国公众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意见日趋两极分化，同时，持不同立场的党派人士对媒体气候报道的敌对性媒介感知也日益增强。尽管现有理论和研究表明，党派性强的议题可能同时催生敌对性媒介感知和舆论极化，但这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尤其是敌对性媒介感知如何动态影响极化过程，学界仍知之甚少。先前研究多集中于验证敌对媒介效应的普遍性及其成因机制，而关于其后果影响，尤其是对政治行为和舆论极化的影响，探索尚处起步阶段。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通过探究敌对性媒介感知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围绕气候变化议题的意识形态极化，特别是以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为中介路径，从而深化我们对敌对媒介效应政治后果的理解。其核心目标是检验一个包含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揭示在气候变化这一高度党派化的议题上，敌对性媒介感知、人际讨论、社交网络异质性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研究采用了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问卷调查数据，于2011年10月末至11月初通过Knowledge Networks的在线面板实施，最终获得了1000名美国成年人的有效样本。研究流程主要包括问卷设计、数据收集、数据处理与分析三个阶段。
在问卷设计阶段，研究者们操作化定义了核心变量。自变量“敌对性媒介感知”通过两个陈述项测量：“媒体对全球变暖的报道有悖于我的观点”以及“媒体对全球变暖的报道被强大的利益集团所扭曲”，采用4点李克特量表。中介变量“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通过询问受访者与家人朋友讨论全球变暖的频率来测量。调节变量包括“政治意识形态”（从非常自由到非常保守的5点量表）和“全球变暖社交网络异质性”（通过询问“有多少朋友与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观点一致？”来测量，分值越高表示异质性越高）。因变量“气候变化政策支持度”是一个复合量表，包含了受访者对五项具体气候减缓政策（如将二氧化碳列为污染物管制、要求公用事业使用20%可再生能源等）的支持程度。此外，研究还控制了一系列人口统计学变量（如年龄、性别、种族、教育、收入）以及议题相关变量（如对气候变化新闻的关注度、自认对气候变化的理解程度、首选新闻媒介类型）。
在数据收集阶段，Knowledge Networks通过随机数字拨号和地址抽样法招募面板成员，确保了样本涵盖无电话、仅使用手机及无互联网接入的家庭，提升了全国代表性。调查完成率为65.1%，累计响应率为6.2%。
在数据分析阶段，研究首先对少量缺失数据（所有变量缺失率均低于5.6%）采用了基于性别、年龄、收入和教育的“热牌插补法”进行处理。核心分析使用Andrew F. Hayes开发的SPSS PROCESS宏进行。该宏采用基于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的路径分析框架，能够同时检验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条件效应（调节效应）。具体分析包括：1) 以讨论频率为因变量，敌对性媒介感知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用于检验假设1；2) 以政策支持度为因变量，同时纳入敌对性媒介感知及其与意识形态的交互项、讨论频率及其与意识形态、网络异质性的三阶交互项的回归分析，用于检验假设2、3和4。为了检验间接效应的条件性，研究利用拔靴法计算了在不同水平（均值上下一个标准差）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交网络异质性组合下，敌对性媒介感知通过讨论影响政策支持度的间接效应及其95%置信区间。拔靴法被认为是检验中介效应优于传统索贝尔检验或因果步骤法的稳健方法。
研究取得了多项重要结果，支持或部分支持了所有假设。首先，分析结果显示，敌对性媒介感知与气候变化讨论频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β = .09, p < .01），假设1得到支持。这表明，当个体认为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报道对自己所持立场存在敌意时，他们更倾向于与亲友讨论该议题，这可能是一种旨在纠正感知到的负面媒体影响的“纠正性行动”。
其次，研究发现讨论频率对政策支持度的影响，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交网络异质性的显著三阶交互作用调节（β = .05, p < .01），部分支持了假设2。具体而言：在社交网络异质性较低（即同质化网络）的情况下，更多的讨论并未显著改变自由派或中间派的支持度，但显著降低了保守派对气候政策的支持度。这仅部分支持了假设2a（极化假说），因为自由派并未如预期般变得更为支持。在社交网络异质性中等时，更多的讨论同样只降低了保守派的支持度。在社交网络异质性较高（即异质化网络）的情况下，更多的讨论导致了自由派和中间派政策支持度的显著下降，但并未显著改变保守派的支持度。这仅部分支持了假设2b（去极化假说），因为保守派并未如预期般变得更为支持。总体而言，讨论在同质化网络中加剧了极化（主要体现为保守派立场更趋极端），而在高度异质化网络中则降低了极化（主要体现为自由派和中间派的观点向保守派立场靠拢）。
第三，关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假设3），拔靴法分析揭示：对于低网络异质性的保守派，敌对性媒介感知通过增加讨论，间接导致了政策支持度的显著下降（置信区间不含零），从而放大了极化，部分支持假设3a。对于高网络异质性的自由派，敌对性媒介感知通过增加讨论，间接导致了政策支持度的显著下降，从而削弱了极化，部分支持假设3b。中等网络异质性的中间派也呈现出显著的负向间接效应。其他组合的间接效应不显著。
第四，研究还发现敌对性媒介感知对政策支持度存在直接的、受意识形态调节的效应（β = -.07, p < .01），部分支持假设4。具体表现为：随着敌对性媒介感知增强，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政策支持度差距扩大。然而，这种直接效应仅对保守派（意识形态值≥4）显著，即更高的敌对性媒介感知直接导致保守派政策支持度降低，而对自由派和中间派的直接影响不显著。
本研究的结论具有多层含义和价值。在理论层面，它首次系统性地将敌对性媒介感知与议题舆论极化联系起来，并构建并验证了一个包含讨论中介和网络异质性、意识形态调节的复杂模型，显著拓展了关于敌对媒介效应政治后果的研究边界。研究证实了“纠正性行动”的存在，并进一步揭示了这种行动的后效——其最终是加剧还是缓和极化，高度依赖于讨论发生的社交网络环境。这为理解公共讨论在舆论形成与演变中的矛盾角色（既可能强化共识也可能促进反思）提供了精细化的理论视角。
在实践与应用价值方面，研究对科学传播、尤其是气候变化传播具有重要启示。首先，研究指出政治精英指责媒体偏见的言论可能助推公众的敌对性媒介感知，进而激发同质化圈子内的讨论并固化极端立场，这不利于弥合党派分歧。其次，研究结果对旨在通过促进跨党派对话来达成共识的审议民主实践提出了复杂挑战：虽然鼓励异质性网络中的讨论可以降低极化，但本研究中这种“去极化”主要是通过自由派和中间派观点向保守派靠拢实现的，对气候变化倡导者而言，这可能是一种“回旋镖效应”，与预期目标背道而驰。研究特别指出，保守派在气候变化议题上表现出更强的立场稳定性或抗拒改变倾向，无论社交网络构成如何，更多的讨论要么使其支持度降低，要么无变化。这提示与保守派受众进行有效沟通需要特别设计的策略。
本研究的亮点在于：第一，重要的研究发现：清晰揭示了敌对性媒介感知既能直接（对保守派）也能间接通过讨论影响舆论极化，并且讨论的效应方向取决于社交网络的异质性，这为理解极化动力学提供了关键机制。第二，方法与模型的新颖性：率先将敌对性媒介感知、人际讨论、社交网络结构和政治意识形态整合进一个统一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分析框架具有创新性。第三，研究议题的时效性与特殊性：以极具现实意义和高度党派化的气候变化为实证场域，增强了研究的现实相关性，其结论对当前面临严重政治两极分化的许多社会议题都有借鉴意义。
此外，研究也坦诚了其局限性，如横截面数据无法严格确证因果关系、部分问题措辞可能引入测量误差（如讨论频率未限定时间范围、网络异质性仅问及“朋友”而讨论对象包含“家人和朋友”）、效应值较小（可能与议题的高度身份认同属性及样本中参与“纠正性讨论”者本身立场坚定有关）等。作者建议未来研究可采用实验法或纵向数据进一步验证因果链条，并探索选择性接触等其他变量在敌对性媒介感知与舆论形成之间的中介作用。总体而言，这项研究有力地表明，研究者有必要超越对敌对媒介感知成因的探究，深入考察其对重大公共议题态度与行为的影响，这对于在极化时代改善公共对话与政策制定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