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报告：关于“召唤”与“美好生活”的元分析与理论扩展
本文旨在向中文读者介绍一篇发表于顶级管理学期刊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的重要研究。该论文题为《Calling and the Good Life: A Meta-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Extension》，由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Shoshana R. Dobrow、哈佛商学院的Hannah Weisman、特拉维夫大学的Daniel Heller以及巴布森学院的Jennifer Tosti-Kharas合作完成，发表于2023年第二期（第68卷）。
一、 研究背景与目的
本研究隶属于组织行为学与职业心理学交叉领域，聚焦于“工作召唤”（Calling）这一核心构念。自二十多年前“召唤”概念被引入管理学与心理学文献以来，主流观点普遍对其持积极态度，认为它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the Good Life）——一种通过从事有价值的事业而过上最优生活的方式——的重要途径。然而，现有研究对于“召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促进“美好生活”的各个方面，尚未形成共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学者们识别出了“召唤”的两种概念类型：内部聚焦型召唤（关注自我实现与个人激情）与外部聚焦型召唤（关注社会贡献与使命责任）。然而，这两种类型的召唤对“美好生活”的不同指标（例如，以意义与目标感为特征的实现幸福感，以及以愉悦与快乐为特征的享乐幸福感）的差异化影响，此前一直不明确。
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一项大规模的元分析，系统性检验召唤文献中的两个根本性理论张力：第一，召唤与工作和生活领域的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强度究竟如何？第二，两种类型的召唤（内部聚焦 vs. 外部聚焦）中，哪一种更能预测这些结果？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为“召唤如何以及为何导向美好生活”提供更为整合与清晰的理论解释。
二、 研究方法与流程
本研究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与元分析的研究方法，其工作流程严谨而细致，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步骤：
系统性文献检索： 研究团队制定了详尽的检索策略，以收集1997年3月（标志性研究Wrzesniewski等发表的年份）至2018年1月期间所有已发表和未发表的相关定量研究。检索覆盖了多个学术数据库（如PsycINFO、Business Source Complete）、学位论文库（ProQuest Dissertations）、学术会议论文集以及专业网络（如SSRN），并使用了包括“sense of calling”、“work as a calling”等在内的广泛关键词。此外，研究团队还通过学术邮件列表、个人网络联系等方式主动征集未发表的研究，以最大程度减少发表偏倚的影响。初始检索共识别出651篇潜在文献。
纳入标准与筛选： 研究设定了五项严格的纳入标准：必须是关于召唤的定量实证研究；必须使用个体自评的召唤测量工具；必须报告足够计算效应大小的信息；语言为英语或可翻译为英语；研究在上述时间范围内进行。经过筛选，最终有201篇独立论文（包含240个独立样本，总样本量达185,857人）被纳入元分析。这为研究的结论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数据编码与变量分类： 这是本研究工作量最大且最具创新性的环节之一。首先，研究团队对纳入的所有研究进行了深度编码，记录了样本特征、使用的召唤量表、研究结果变量等信息。一个关键的编码工作是按照量表项目的具体内容，将所有召唤测量工具归类为“内部聚焦型”、“外部聚焦型”或“两者皆非”。 例如，强调“热情”、“个人满足”的项目被归为内部聚焦；强调“让世界更美好”、“命运感”的项目被归为外部聚焦。这为后续检验两种召唤类型的不同效应提供了操作化基础。其次，研究团队将各研究中与召唤相关的2,118个独特效应值归纳为42个变量类别，而非简单依赖变量名称，从而避免了“一词多义”或“多词同义”的谬误。最终，研究聚焦于其中最能代表“美好生活”在工作与生活领域、实现幸福与享乐幸福维度的八个核心结果变量类别：工作自我效能与决策、工作/领域满意度、工作意义感知、工作/组织任期、工作投入与卷入感（以上属工作领域）；心理幸福感、压力/倦怠、主观幸福感（以上属生活领域）。
元分析与统计检验： 研究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元分析，计算了召唤与上述每个结果变量类别的平均相关系数。在此基础上，通过亚组分析（混合效应模型）检验了召唤类型（内部聚焦 vs. 外部聚焦）对各个关系的调节作用，即比较两种召唤类型与同一结果变量的关系强度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此外，研究还进行了发表偏倚检验（剪补法），以确保结果的稳健性。
三、 主要研究发现
本研究得到了丰富且具有理论颠覆性的结果，可分为两个层面：
层面一：召唤与美好生活的总体关系（回答研究问题1） 元分析结果显示，召唤与绝大多数“美好生活”指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总体上支持了召唤的积极角色，而非“双刃剑”论。具体而言： * 在工作领域，召唤与工作意义感知的关系最强（r = .61），其次是工作投入（r = .49）、工作满意度（r = .46）和职业自我效能（r = .38）。与工作任期的关系不显著（r = .04）。这表明召唤主要对心理和行为结果有强烈影响。 * 在生活领域，召唤与心理幸福感（如生活意义感）正相关最强（r = .45），与主观幸福感（如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正相关较弱但显著（r = .28），同时与压力/倦怠负相关（r = -.23）。 * 重要模式：召唤与工作领域结果的关系普遍强于与生活领域结果的关系。同时，召唤与实现幸福感结果（如工作意义、心理幸福感）的关系，强于与享乐幸福感结果（如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这挑战了传统认为召唤仅关乎意义而无关快乐的观念。
层面二：两种召唤类型的异同（回答研究问题2） 关于内部聚焦与外部聚焦召唤的对比分析，揭示了高度收敛与有限发散并存的模式： * 收敛性：两种类型的召唤在预测大多数结果变量时表现出相似的相关强度。例如，它们与职业自我效能、工作投入、压力以及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均无显著差异。更重要的是，对同时使用两种量表的研究进行加权平均后发现，内部聚焦与外部聚焦召唤本身的相关性高达.59。这表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共享一个共同的核心。 * 发散性：在少数关键指标上，两种类型显示出符合理论预期的差异： * 外部聚焦型召唤与工作意义感知（r = .80）和心理幸福感（r = .49）的相关性，显著强于内部聚焦型召唤（分别为r = .58和r = .37）。这说明以社会责任和使命为导向的召唤，更能带来深层的意义感和目的性幸福。 * 内部聚焦型召唤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性（r = .47），显著强于外部聚焦型召唤（r = .38）。这说明以激情和个人兴趣为导向的召唤，更能带来工作中的即时愉悦和满足感。 *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差异模式在生活领域的享乐幸福感（主观幸福感）上并未出现，两者预测力相当。
四、 理论贡献与结论
基于元分析发现，本研究提出了一个创新性的分层理论模型，以整合和解释上述结果：
召唤的层级结构：研究认为，召唤是一个层级化结构的构念。在高阶存在一个统一的“召唤”因子，它代表了两种类型共享的核心——即个体将工作视为有价值、内化了目标、充满激情并自主追求的活动。在低阶则分化出内部聚焦和外部聚焦两个相关但独特的子维度。元分析显示的收敛性支持高阶因子的存在，而有限的发散性则支持低阶维度的区分效度。
通往美好生活的双路径模型：本研究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见图4），阐述两种召唤类型如何通过满足不同的心理与社会需求，最终导向美好生活。
五、 研究亮点与价值
本研究的突出贡献与亮点在于： 1. 首次系统性整合：这是首个针对“召唤”与“美好生活”关系以及两种召唤类型比较的大规模元分析，整合了过去二十余年分散甚至矛盾的研究发现，为领域提供了清晰、量化的知识图谱。 2. 颠覆性发现：研究结果表明召唤总体上积极促进美好生活，且同时关联实现与享乐两种幸福感，这修正了“召唤是双刃剑”及“召唤只关乎意义”的传统观点。 3. 理论创新：提出的“召唤层级结构”观和“双路径模型”不仅解决了文献中的概念纷争，还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更精细的分析框架。它指引学者在研究召唤效应时，需考虑是在高阶的总体水平，还是在低阶的具体类型水平进行分析。 4. 方法严谨性：研究在文献检索、编码（尤其是对召唤类型的操作化分类）、变量整合、发表偏倚控制等方面均表现出高度的严谨性，确保了元分析结论的信度与效度。 5. 重要的实践启示：研究结果对组织管理和个人职业发展具有启示。组织在培养员工使命感时，可以认识到不同类型的“召唤”会产生略有侧重的积极效果；个人在追寻职业意义时，也可以反思自己的“召唤”是更偏向内在热情还是外在贡献，并理解它们各自带来的不同满足感。
这项研究通过精密的元分析技术和深刻的理论构建，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工作召唤”这一复杂现象的理解，明确了它在促进个体工作与生活福祉中的核心作用及其作用机制的不同侧面，为未来的学术探索和实践应用奠定了新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