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及发表信息：本文由Juliane House（隶属德国汉堡大学及匈牙利语言学研究中心）与Dániel Z. Kádár（隶属中国大连外国语大学及匈牙利语言学研究中心）共同撰写，于2023年在线发表于期刊 Language Teaching (2025年卷58期)。通信作者为Dániel Z. Kádár。
论文主题与类型：本文是一篇立场论文（position paper），聚焦于第二语言（L2）语用学领域，核心论点是主张将言语行为（speech acts）研究与互动（interaction）分析更深入地整合，并提出一个全新的、极简的、有限的和基于互动的言语行为类型学（a radically minimal, finite and interactional typology of speech acts）来指导未来的研究。
主要观点与论证：
1. 核心主张：L2语用学研究需整合言语行为与互动，并采用新的、有限互动的言语行为类型学。
作者开篇明义，指出当前L2语用学研究在处理言语行为时存在一个关键问题：需要区分言语行为的“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和“互动价值”（interactional）。他们引用了Edmondson等人的观点，即我们在描述语言行为时，有时使用如“建议”、“请求”等词语（大致指示言外之力），有时则使用如“同意”、“接受”、“反驳”、“拒绝”等词语（更指示该话语相对于前一个话语的互动意义）。一个完整的交际行为分析必须同时考量这两个层面。
作者认为，尽管许多学者已从互动视角看待言语行为（如受话语语用学、互动能力研究影响），但尚未广泛应用一个严谨、有限且定义清晰的互动性言语行为系统。现有研究多关注言语行为在更长互动序列中的“共建”（co-construction），而本文提出的模型旨在话语层面（at the level of utterance）捕捉言语行为，从而实现数据的量化和对比。这一模型并非否定先前研究，而是对其进行补充，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更基础的分析单元。
2. 对传统L2语用学言语行为研究方法的批判。
作者首先回顾并批判了传统L2语用学研究中涉及言语行为的三种方法论倾向，认为这些是阻碍领域发展的“陷阱”： * 随意发明新的言语行为（Inventing new speech acts ad libitum）：研究者常常根据自身研究议程“发明”新的言语行为类别（如“忏悔”、“告诫”）。这种做法源于Wierzbicka（1985）等研究，并引发了诸如“自我牺牲”等范畴的增生。作者认为，这种做法破坏了研究的可复制性。因为许多“异域”的言语行为范畴在不同语言文化（linguaculture）中其规约化存在和使用方式差异巨大，尤其在全球化课堂中学生来自多元背景时，难以进行有效对比。 * 混淆言外之力与互动（Conflating illocution and interaction）：将“拒绝”、“同意”、“恭维回应”等互动范畴本身定义为言语行为。作者认为这损害了“言语行为”这一概念本身的价值，因为它模糊了言外之力与互动功能的区分。例如，“拒绝”是一个互动行为（interactional move），但它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言语行为（如“发表意见”、“请求不要做某事”、“披露信息”等）来实现。将这些不同的言语行为笼统归为“拒绝”这一言语行为，会掩盖不同语言文化中在该互动位置上实现言语行为的特定规约。 * 孤立地研究言语行为（Studying speech acts in isolation）：这种自上而下的方法（以CCSARP项目及其后续研究为代表）预设了研究对象（如“请求”、“道歉”），虽能严格定义范畴并实现对比，但忽略了言语行为是互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例如，孤立研究“问候”会分散研究者对其内在互动嵌入性的关注。作者主张，应从更大的互动阶段（如开场白）出发，自下而上地考察哪些言语行为倾向于在此规约化地出现。
3. 提出解决方案：一个有限且互动的言语行为类型学及其对L2语用学研究的好处。
为应对上述问题，作者提出并详细阐述了一个源自Edmondson等人（2023）的“极简”言语行为类型学。 * 类型学内容：该类型学包含25个基本言语行为，分为两大类：“实质性”（substantive，如REQUEST请求, OPINE发表意见, INFORM告知等）和“仪式性”（ritual，如GREET问候, THANKS感谢, CONGRATULATE祝贺等）。这些类别基于多语言语料库的互动分析得出，并经过多种谱系遥远语言的语料测试（英语、德语、汉语、日语、匈牙利语），确保了其跨语言的适用性和可复制性。作者使用大写字母表示这些有限范畴，并使用“-ing”形式（如bargaining讨价还价）表示非有限的互动行为，后者由一组言语行为集群实现。 * 核心理念：该类型学代表了言语行为的默认功能，但任何言语行为都可能“迁移”（migrate）到其他功能槽中。例如，在特定语境下，一个实质性的表态性言语行为可能承担规约化的仪式功能。 * 应用优势： * 提供精确分析工具：该类型学允许研究者在话语层面识别和量化言语行为，从而能对L1和L2中言语行为的实现模式进行系统性对比。它促使研究者思考在特定互动阶段，学习者的L1和L2中分别频繁出现哪些言语行为，而不是预设某个言语行为必然出现。 * 促进对比研究：有助于系统地对比学习者L1和L2中与言语行为相关的现象。例如，作者的研究发现，在中文的开场谈话中，PHATIC REMARK（寒暄性评论）频繁出现，而GREET（问候）并非无处不在，这与英语中的规约不同，这解释了学习者的困惑。 * 改进教学实践：能使教学更加精细化。以“恭维回应”为例，与其笼统地教授“回应”策略，不如引导学生注意L1和L2中实现该互动行为的具体言语行为差异（如美国英语中可能使用THANKS感谢，而汉语中则可能倾向使用MINIMISE最小化或自我贬低的OPINE发表意见）。 * 明确分析层次：该模型将“回应”等现象重新诠释为互动行为，而非言语行为本身，这澄清了分析层次，并不否认先前研究的发现，而是提供了一个更基础的分析框架。
4. 提出可复制的研究操作流程。
作者提出了一个三部分的研究流程，以展示如何将上述类型学应用于实证研究。 * 第一阶段：问题识别：研究起点应是学习者遇到的实际语用困惑（puzzlement），而非纯粹的学术问题。例如，作者因第二作者（汉语学习者）对汉语中某些语境下GREET言语行为缺失感到困惑，从而启动了关于“问候”的研究。研究者利用类型学，分析在目标语言文化中，特定互动阶段（如开场、祝贺场合）的规约期望与学习者实际产出之间的差异。 * 第二阶段：主体研究：此阶段至少包含两个步骤。 1. 区分特例行为与规约行为：确定所识别的问题是个人特例还是具有普遍性的、由规约差异引起的问题。这一步强调识别语言使用的互动规约。 2. 开展后续L2语用调查：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如语篇补全测试（DCTs）、问卷、访谈等。作者强调，这些方法的设计应基于互动的言语行为类型学。例如，在研究“从互动中抽身”（extracting）这一互动行为时，他们使用了包含该互动行为的DCT，并与英语本族语者进行对比，随后进行元语用访谈以探究受试者的理解。 * 方法论立场：在语料库分析和结果解释中，作者主张采取“基于语言的”（language-anchored）方式，避免过度依赖“文化价值观”、“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东西方差异”等宏大的非语言学概念进行本质主义解读。他们认为，这种文化决定论会阻碍研究者自下而上地发现真正触发L2学习困难的、精细的语用规约。
5. 总结与展望。
在结论部分，作者重申了其立场：L2语用学研究需要进一步将言语行为整合到互动研究和话语分析中，而他们提出的极简言语行为类型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工具。他们认为，这一互动视角有助于更有效地使用DCTs等研究方法，并能够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探测L2学习者在真实互动中面临的、具体的言语行为相关问题。他们希望未来的L2语用学研究能见证言语行为与互动之间更紧密的结合。
论文的意义与价值： 1. 理论贡献：本文对L2语用学领域长期存在的言语行为研究方法论提出了系统性的批判，并提出了一个清晰、有限、基于互动且可操作的理论框架（言语行为类型学）作为解决方案。它明确区分了“言外之力”与“互动价值”，以及“言语行为”与“互动行为”，厘清了关键概念。 2. 方法论创新：不仅提出了理论类型学，还配套设计了一个从“问题识别”到“主体研究”的完整、可复制的研究流程，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了具体指导。特别强调以学习者实际困惑为起点，以及“基于语言”而非“基于文化本质”的分析路径。 3. 应用价值：对L2语用教学具有直接启示。该类型学能使教师更精准地分析并教授不同语言文化中实现特定交际功能的言语行为集合，帮助学习者理解表层形式下的深层互动规约差异，从而提升其语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4. 连接作用：该文试图在传统的、以言语行为为中心的研究与新兴的、以互动和话语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之间架起桥梁，提供了一个既能进行微观言语行为分析、又能关照宏观互动结构的整合性视角。
亮点： * 批判的针对性：对传统研究三大“陷阱”的批判切中要害，指出了领域内长期存在但未被系统反思的方法论问题。 * 框架的清晰性与可操作性：提出的“极简、有限、互动”言语行为类型学以及配套的研究流程，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路径。 * 以问题为导向：强调研究应从真实的L2学习者语用困惑出发，增强了研究的应用导向和现实意义。 * 反本质主义立场：明确反对用宏大的文化概念简单化地解释语用差异，主张回归对语言使用规约本身的细致考察，这是一种更科学、更严谨的研究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