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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的流式细胞术方案用于同时检测T细胞活化诱导标志物和细胞内细胞因子:应用于SARS-CoV-2免疫个体

期刊:Journal of Immunological MethodsDOI:10.1016/j.jim.2023.11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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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作者与发表信息

本研究由Tiziana Altosole、Gianluca Rotta、Chiara R.M. Uras、Scott J. Bornheimer和Daniela Fenoglio等人完成。第一作者Tiziana Altosole来自意大利热那亚IRCCS Ospedale Policlinico San Martino,通讯作者Daniela Fenoglio来自意大利热那亚大学内科学系及IRCCS Ospedale Policlinico San Martino生物治疗单元。其他作者分别来自BD Biosciences Europe、热那亚大学实验医学系以及BD Biosciences USA。该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Immunological Methods*,文章于2023年2月24日在线发表,卷号为515,文章编号113443。

研究背景与目的

抗原特异性T细胞(antigen-specific T cell)的分析在感染性疾病、肿瘤及疫苗免疫应答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肽/HLA多聚体(peptide/HLA multimer)技术能够较准确地检测抗原特异性T细胞,但该方法受限于已知免疫原性肽、HLA等位基因限制以及试剂可及性,尤其是对于CD4+ T细胞而言。基于活化诱导标志物(activation-induced markers,AIM)的流式细胞术方案近年来成为一种重要的替代方法,其原理是通过T细胞受体(TCR)刺激依赖的标志物上调来识别抗原应答性T细胞,无需预先知晓表位信息。然而,单独使用AIM检测虽然能够评估抗原特异性T细胞的频率,但无法提供关于细胞功能状态的信息,如细胞因子分泌表型。因此,本研究旨在优化一种能够同时检测AIM和细胞内细胞因子的流式细胞术方案,从而在保持AIM阳性信号的同时评价抗原特异性T细胞的功能特征。

研究团队选择了SARS-CoV-2刺突蛋白(spike protein)和巨细胞病毒(CMV)抗原来验证该方案。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不依赖HLA多聚体、可在体外短时间刺激后同时描述CD4+和CD8+ T细胞活化及细胞因子产生的方法,并进一步结合T细胞成熟标志物和滤泡辅助性T细胞(T follicular helper cells,Tfh)的检测,以更全面地刻画抗原特异性T细胞应答。

研究设计与实验流程

本研究的方法优化主要围绕三个关键问题展开:细胞因子分泌抑制剂对AIM表达的影响、AIM标志物的组合选择、以及流式染色方案与数据分析策略。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来自接种BNT162b2疫苗并经历SARS-CoV-2感染的健康志愿者。每份样本使用10^6个PBMCs,在96孔圆底板中培养,分别用SARS-CoV-2刺突蛋白肽池或CMV pp65和IE-1肽池刺激,同时加入抗CD28单克隆抗体作为共刺激分子。培养4小时后加入布雷菲德菌素A(Brefeldin A,BFA)以阻断蛋白转运,继续培养16、20或24小时。

在AIM标志物的选择上,研究比较了细胞内(intracellular,ic)和表面(surface,s)染色条件下CD134(OX40)和CD69与ic-CD137(4-1BB)的共表达情况。结果显示,ic-CD69与ic-CD137在CD4+和CD8+ T细胞中均有极强的相关性,线性回归斜率均为1.00,R²均为0.999。相反,ic-CD134在ic-CD137bright CD4+ T细胞上的共表达较差,斜率仅为0.21;s-CD69的共表达也明显弱于ic-CD69。此外,s-CD134在ic-CD137bright事件上几乎完全不表达。在细胞因子产生细胞中,ic-CD69同样表现出与ic-CD137bright细胞因子阳性事件的完全一致,而ic-CD134和s-CD69均未能有效标记这些细胞。克隆比较显示,即使使用文献中推荐的CD134克隆ACT35,其与ic-CD137的共表达仍远低于ic-CD69。基于这些结果,ic-CD69被确定为本方案中与ic-CD137联合使用的最佳AIM标志物。抗CD49d共刺激分子未显著提高抗原应答T细胞的检出率,因此未被纳入最终方案。

在方案设计中,CD134被替换为CXCR5,以用于检测滤泡辅助性T细胞(Tfh)。同时,通过将CD45RA抗体移至更亮的荧光通道BV786,提高了T细胞成熟曲线分析的灵敏度。数据采集使用BD FACSCelesta或BD FACSymphony A3流式细胞仪。分析策略包括排除双联体细胞、圈定活淋巴细胞,并通过CD3、CD4、CD8、CD45RA、CCR7、CXCR5、ic-CD137、ic-CD69以及细胞内IFNγ、TNFα和IL-2进行表型分析。抗原应答(antigen responding,AR)T细胞定义为刺激样本中AIM+细胞百分比减去未刺激样本中的AIM+细胞百分比。响应者标准定义为AR CD4+或CD8+细胞百分比≥0.08%,该阈值可确保每个刺激样本中至少收集50个AIM+事件,且刺激与未刺激之间的差异事件数大于20个。

主要研究结果

在确定ic-CD69为最佳伴随标志物后,研究团队用优化后的方案评估了10名捐献者的PBMCs,其中4名进行了三次重复实验。结果显示,在刺突蛋白刺激下,10名捐献者中有9名为CD4+应答者,4名为CD8+应答者;在CMV刺激下,分别有5名CD4+应答者和4名CD8+应答者。应答者样本中,刺激样本的AIM+事件数显著高于未刺激样本。

在细胞因子产生方面,刺突蛋白刺激的CD4+ AIM+细胞中约81%产生至少一种细胞因子,CD8+ AIM+细胞中该比例为30%;经背景校正后,该比例分别升至87%和52%。CMV刺激的相应比例分别为83%和81%,背景校正后为92%和90%。CD4+ AIM+细胞中,刺突蛋白刺激下IFNγ+、TNFα+和IL-2+细胞的比例分别为69.5%、62.9%和78.5%;CD8+ AIM+细胞中分别为89.1%、59.9%和20.9%。CMV刺激下也表现出类似的CD8+偏向IFNγ产生、CD4+偏向IL-2产生的模式。

T细胞成熟分析显示,AIM+ CD4+ T细胞以效应记忆(effector memory,EM)表型为主,AIM+ CD8+ T细胞以终末分化效应记忆(terminally differentiated effector memory,TEMRA)表型为主,且与总CD4+或CD8+群体相比呈现明显的成熟偏移。此外,在AIM+群体中检测到少量CD4+幼稚样细胞,其CCR7表达水平低于总幼稚群体,提示可能存在旁观者激活(bystander activation)。

在Tfh细胞分析中,9名刺突蛋白CD4+应答者中有8名在刺激后表现出AIM+ Tfh细胞比例增加;CMV应答者中仅2/5显示出类似增加。尽管单个捐献者水平上事件数有限,但组间比较显示,刺突蛋白刺激样本与未刺激样本之间AIM+ Tfh细胞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p值为8×10⁻⁵。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成功建立了一种优化的流式细胞术方案,能够在一次实验中同时检测CD4+和CD8+ T细胞的AIM和细胞内细胞因子表达。该方案的核心创新在于:使用细胞内CD137与细胞内CD69联合作为AIM标志物,避免了因BFA阻断表面蛋白转运而造成的AIM表达低估;同时,将T细胞成熟标志物CD45RA、CCR7和Tfh标志物CXCR5纳入同一面板,实现了对抗原特异性T细胞功能状态和分化阶段的更全面描述。该方法可应用于SARS-CoV-2和CMV等多种抗原的特异性T细胞分析,并具有推广至其他感染性疾病、肿瘤免疫和疫苗评价的潜力。

研究亮点

本研究的亮点包括:首次系统比较了ic-CD134、s-CD134、s-CD69与ic-CD69在同时检测AIM和细胞内细胞因子条件下的表现,明确了ic-CD69与ic-CD137在CD4+和CD8+ T细胞中的完全一致性;通过去除信息量较低的CD134并引入CXCR5,在不增加荧光通道负担的情况下实现了Tfh细胞的检测;建立了一套适用于12色流式面板的完整染色和分析流程。尽管研究样本量较小且部分捐献者存在混合免疫背景,该方法仍展现出在单次实验中对T细胞活化、细胞因子产生和分化状态的整合分析能力,为后续更大规模的免疫监测研究提供了可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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