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报告：一项关于跨文化历史“无本译写”生成机制的研究

本报告旨在向学界同行介绍一项发表于 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2026年第4期（第33卷）的研究。该研究由西安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的李向东教授与博士生惠玲玉共同完成，论文题为《Terracotta Warriors: History, Mystery and the Latest Discoveries 无本译写生成机制的体认翻译学阐释》。

一、 研究背景与目的

本研究属于翻译学，特别是新兴的翻译研究领域。研究的缘起在于，主流翻译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是基于单一、固定源文本的“有本翻译”，而对于爱德华·伯曼（Edward Burman）所著的《Terracotta Warriors: History, Mystery and the Latest Discoveries》这类文本的生成现象关注不足。该书并非直接翻译某一本中文著作，而是作者基于对海量中文文献、考古报告、实地考察及西方汉学研究成果的消化与整合，用英文进行的全新创作。这种复杂的跨语言、跨文化实践，被刘晓峰（2023）等学者界定为“无本译写”（multisource transwriting），即“没有某一固定原文底本的译、写掺杂的语言活动”。

然而，现有研究对“无本译写”的内在机制，尤其是译写者如何处理多源、异构的素材并最终形成连贯文本的过程，缺乏深入的理论解释。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具体而言，研究引入王寅教授提出的“体认翻译学”（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作为理论框架，以伯曼的《Terracotta Warriors》为典型案例，深入剖析跨文化历史类文本进行“无本译写”时的生成机制。研究的目标是揭示译写者作为“体认者”如何通过其主体性体验和认知加工，整合碎片化底本，并最终生成面向目标读者的叙事文本，从而为中华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类似译写实践提供理论参照和实践启示。

二、 研究流程与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深入的定性个案研究，其工作流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实验步骤，而是严谨的文本分析与理论阐释过程。研究不涉及样本量、实验处理或数据统计分析，而是聚焦于对单一复杂文本的生成机制进行解构和理论建模。其主要流程如下：

1. 理论框架构建与案例选定： 研究者首先明确了“无本译写”这一核心概念，并选定“体认翻译学”作为分析工具。体认翻译学强调翻译是“体”（具身经验）与“认”（认知加工）的辩证统一，将译者视为“体认者”。研究选定《Terracotta Warriors》为分析对象，因其是秦史在西方成功传播的典范，且作者伯曼在“本书说明”中明确承认其文本是基于多语种、多类型历史碎片的翻译、改写与整合而成，是典型的“无本译写”产物。

2. “体认者”背景与体验分析： 研究首先深入分析了伯曼作为“体认者”的主体性构成。这包括对其多重身份的考察：他既是跨文化研究者，又是深耕秦史与丝绸之路的历史学家，同时还自觉扮演着“译写者”的角色。更重要的是，研究着重分析了他自2003年定居中国后获得的长期“在地体验”（embodied experience），包括担任西安国际顾问、遍访秦代遗址、采访专家学者等。这些经历构成了他“体认”秦史的物质与文化基础，影响了他对源语材料的感知、理解和选择。

3. “底本”类型特征与体认逻辑剖析： 研究没有处理传统意义上的“单一源文本”，而是系统地识别和分类了伯曼进行“无本译写”时所依赖的“多元碎片化底本”。这些底本被归纳为三大类：

   • 经典文献与现代研究类底本： 如《史记》等中文典籍的片段、李峰（Li Feng）、卜德（Derk Bodde）、鲁惟一（Michael Loewe）等学者的英文汉学著作。伯曼对这些文本并非全盘接受，而是进行“选择性聚焦”，根据其叙事目标进行取舍和整合。
   • 考古报告与实物证据的多模态底本： 如雍城遗址、秦景公大墓的考古报告、文物图像、勘测数据等。这些非文字素材为伯曼提供了直观的历史空间感和物质文化细节，弥补了文献的不足。
   • 合成式心理底本（Synthesized Mental Text）： 这是研究的核心概念，指伯曼在对上述两类碎片化底本进行深度心智加工后，在脑海中形成的整合性、连贯性的认知图景。研究分析了这一心理底本形成的三个认知环节：内化吸收（将分散信息转化为个人知识）、逻辑重构（建立信息间的关联，如根据考古发现重新评估某些历史人物的权重）、译写意义赋权（为整合后的历史图景赋予整体性解释框架，如将秦史视为中华帝制文明的“奠基者”）。 研究详细追踪了伯曼如何从这些分散的底本中提取信息，并论证了他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主动进行选择、关联和意义建构。

4. “译写选择”的认知机制分析： 这是本研究最核心的分析环节，旨在打开从“认知图景”到“文本表达”的“黑箱”。研究提出了伯曼在将合成式心理底本转化为英文文本时所运用的三种核心认知操作机制：

   • 类比映射（Analogical Mapping）： 伯曼将西方读者陌生的秦史概念，映射到他们熟悉的文化范畴中，以降低认知门槛。例如，将军事家王翦类比为拿破仑（强调后勤战略），将法家韩非子类比为马基雅维利（强调政治现实主义），将商人政治家吕不韦类比为美第奇家族（强调财富、权力与文化的结合）。研究指出，这种映射基于功能相似性，且伯曼常辅以差异化说明，避免文化简化。
   • 因果识解（Causal Construal）： 伯曼通过建立特定的因果关系来重构和解释历史事件。研究分析了三种识解方式：将都城东迁（如迁都雍城、咸阳）识解为秦“国力跃升”的地理标志；将遵循周代礼仪（如加冠礼、封禅）识解为秦获取“政治合法性”的途径；将商鞅变法同时识解为秦“崛起的原因”与“速亡的原因”，展现了历史复杂性的认知。
   • 整体完形（Holistic Gestalt）： 伯曼运用完形心理学原理，将碎片化信息整合为有意义的叙事整体。研究阐述了三种完形策略：将君主与重臣（如秦孝公与商鞅）组合为“功能单元”进行叙事；将核心都城（如雍城、咸阳）整合为文明演进的空间坐标；将秦的兴衰整体译写为中华文明“奠基-试错-传承”的连续进程。

5. 主体性在最终文本中的呈现分析： 研究最后分析了上述体认与认知操作如何具体体现在《Terracotta Warriors》的文本特征中。这包括：选择性聚焦与结构性省略（如完全省略秦国“四代乱政”时期，以维护“有序崛起”的叙事主线）；叙事焦点的转移（如虚构士兵“Warrior Chu”的视角，将历史焦点从帝王将相转向普通士兵，以象征集体命运）；价值取向的融合（呈现赞美秦之成就、惋惜其速亡、强调其遗产被汉朝扬弃传承的复杂态度）。

三、 主要研究结果

通过上述细致的文本分析与理论阐释，本研究得出了关于《Terracotta Warriors》无本译写生成机制的一系列具体发现：

1. 关于“体认者”： 研究证实，伯曼的多重身份（跨文化研究者、历史学家、译写者）和长期的在地体验，共同塑造了他独特的“体认”视角。这使他能够同时深入中国本土的秦史研究材料与西方汉学传统，并基于亲身体验（如对关中地理的感知）丰富历史叙述，为其译写提供了不可复制的权威性和生动性。

2. 关于“底本”与体认过程： 研究清晰地揭示了伯曼所依赖的底本具有鲜明的“文本-多模态-合成式”三层多元碎片化特征。研究结果详细展示了伯曼如何对这些底本进行“选择性体认”：他内化吸收各类信息，然后基于自身的认知框架（如强调考古实证、文明演进）进行逻辑重构和意义赋权，最终形成一个连贯的、服务于其叙事目标的“合成式心理底本”。例如，秦景公因其大墓的考古发现，在伯曼的叙事中获得比传统史书更重要的地位。

3. 关于“译写选择”的认知操作： 研究成功剖析了伯曼文本生成背后的三种核心认知机制。“类比映射”的结果是创造了大量跨文化桥梁，使西方读者能够借助熟悉的西方历史人物理解秦史概念。“因果识解”的结果是构建了一套清晰的历史解释逻辑，将地理变迁、仪式活动、制度成败与秦的兴衰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内在一致的叙事。“整体完形”的结果是生成了一个意义完整的叙事作品，秦史不再是事件的罗列，而被赋予了“中华文明奠基阶段”的深层意义。

4. 关于主体性的文本呈现： 研究结果表明，伯曼的体认主体性直接导致了其文本在内容选择和叙事策略上的独特性。他对编年史序列的重构（省略“四代乱政”）、叙事焦点的转移（创造士兵视角）、价值取向的复杂融合（赞美、惋惜、传承并存），都是其基于自身认知图景和面向西方读者目标进行主动建构的明证。这些文本特征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其深层译写机制的必然产物。

四、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最终得出结论：爱德华·伯曼的《Terracotta Warriors》是其作为“体认者”，基于多重身份与在地体验，对多元碎片化底本进行深度“体认”（体验与认知）与创造性“译写”的产物。其无本译写的生成机制核心在于“类比映射”、“因果识解”与“整体完形”这三重认知操作的协同作用。这一过程完美体现了体认翻译学所强调的“体”与“认”的辩证统一：译写者既需深度“体验”源语文化世界，又需针对目标语读者进行认知加工和创造性表达。

本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理论价值： 它将“体认翻译学”的理论框架成功应用于“无本译写”这一新兴而特殊的研究领域，为解释此类复杂翻译现象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研究突破了传统翻译研究“单一底本”的预设，深入探讨了译者/译写者在处理多源、异构材料时的主体性认知过程，推动了翻译学研究视域的拓展。 * 方法论价值： 研究展示了一套如何对复杂译写文本进行深度机制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包括对作者背景、底本构成、认知操作和文本呈现的多层次解构，为类似个案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路径。 * 实践与应用价值： 研究为中华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跨文化书写与传播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它表明，有效的文化传播不仅要求传播者（译写者）对源文化有深度的“体验”和“认知”，更需要具备将分散文化素材整合为目标受众可理解、可接受的故事或叙事体系的创造性能力。伯曼的实践证明了，基于译写者主体性的创造性转化，不是对源文化的歪曲，而是一种能保持文化内涵真实性、同时实现跨文化接受有效性的高级传播策略。

五、 研究亮点

本研究的亮点在于： 1. 选题新颖，切入精准： 敏锐地捕捉到“无本译写”这一被主流翻译学界相对忽视但又极具现实意义（尤其在文化外译中）的现象，并选择了一个非常典型且成功的案例进行深度剖析。 2. 理论融合与创新应用： 创造性地将中国学者提出的“体认翻译学”理论与“无本译写”研究相结合，构建了一个既有解释力又具原创性的分析框架。 3. 分析深入、机制清晰： 没有停留在现象描述，而是深入文本肌理，层层递进地揭示了从“体认者”背景到底本特征，再到“类比映射”、“因果识解”、“整体完形”等具体认知操作，最后到文本呈现的完整生成链条，逻辑严密，论证充分。 4. 对文化传播实践的深刻启示： 研究结论超越了纯学术探讨，直接指向当前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核心关切，即“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基于译写者主体性和认知机制的学理思考。

六、 其他有价值的内容

研究在论述过程中，还隐含或明确指出了几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 暗示“无本译写”产品的可读性和接受度可能普遍高于传统的“有本翻译”，因其更充分地考虑了目标读者的认知框架和文化期待。 * 提出了“合成式心理文本”这一关键概念，为理解译写者内在的认知加工过程提供了术语工具。 * 在分析伯曼的译写策略时，触及了历史书写中普遍存在的“选择性”与“建构性”问题，将翻译研究与历史叙事学进行了有益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