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苏蕊，所属机构为西北大学（陕西西安），发表于《上海翻译》（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2026年第3期。本文的核心议题是探讨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的著作《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如何通过一种被称为“无本译写”的知识生产新范式，系统地构建了西方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负面话语，并在此过程中制造了所谓的“中国问题”，服务于19世纪西方在华势力的政治与宗教意图。
一、 主要观点阐述
观点一：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代表了西方中国知识生产的范式转型，即从“见闻讲述”和“典籍翻译”转向基于“无本译写”的“社会诊断”。
作者认为，在明恩溥之前，西方的中国知识生产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欧洲游志的猎奇式中国见闻记录”，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9世纪。这类作品包括基于个人真实体验的游记（如《马可·波罗游记》）、基于想象的“想象地理学”作品（如《约翰·曼德维尔爵士航海及旅行记》）以及基于赴华使团见闻的报告（如《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猎奇”，内容零散、表面化，且深受书写者所处时代语境（如宗教狂热、殖民扩张）和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影响，将中国塑造为一个“异域镜像”中的他者。第二种是“依据单一底本‘翻译中国’的实用性倾向”，主要指16至19世纪欧洲传教士对中国典籍（尤其是儒家经典）的系统翻译。这一过程经历了从早期传教士的哲学化、索隐派阐释，到18世纪后期启蒙思想家利用中国作为批判或赞美的“他者”，再到19世纪学院派汉学将中国经典彻底客体化、工具化为“停滞的文明”研究对象的转变。
与上述两种模式不同，明恩溥的写作开创了一种新范式。他的《中国人的性格》并非基于单一的、完整的原文底本进行翻译，而是融合了极其庞杂、碎片化的“底本”，包括：其在华近五十年的乡村生活观察（民族志式田野经验）、道听途说的故事、中国谚语警句、儒家典籍片段、《京报》等官方文书报道、其他来华西人的书信、游记、航海日志等。作者引入“无本译写”理论（刘晓峰，2023）来界定这一实践，指出明恩溥将这些多模态的碎片化素材，通过隐性的翻译认知加工（心译），与写作行为同构，汇编成一个看似具有“实证”外观和内在逻辑的文本系统。这种模式使其论述获得了远超早期游记的“真实感”与“可信度”，也使其结论比相对深奥的典籍翻译更通俗、更具传播力，从而实现了从描述中国到诊断中国“病症”的范式嬗变。
观点二：明恩溥的“无本译写”策略具有强大的话语建构力，其本质是服务于特定意识形态的非客观民族志，其方法是“逆性归纳”或“例证法”。
作者强调，明恩溥的作品并非客观的民族志研究。其写作具有明确的政治与宗教目的。他的方法论实质是“逆性归纳”：首先预设了关于中国人性格的负面结论（这些结论很大程度上源自19世纪在华西人圈的“公共偏见”），然后从其庞杂的底本库中有选择地筛选事例进行佐证。他将观察到的某些个体行为或局部社会现象（如“缺乏时间观念”、“缺乏精确意识”），普遍化、系统化、本质化为整个中华民族固有的、静态的“国民性”缺陷。
这种操作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和建构性。例如，文章分析了《中国人的性格》从初刊本（1888-1889年发表于《字林西报》的40篇杂文）、单行本（1890年结集出版）到修订本（1894年纽约出版，章节缩减为27章并增加21幅照片）的流变过程。修订本通过调整文章顺序、删减内容、增加具有“实证”色彩的照片，使文本显得更系统、更客观，强化了其话语的权威性和说服力。这种精心编排的过程，恰恰暴露了其文本的建构性而非发现性。作者指出，明恩溥的写作巧妙地掩盖了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意图，通过“无本译写”策略赋予了话语强大的“伪装性、欺骗性及攻击性”。
观点三：明恩溥的知识生产逻辑进路，旨在系统性地制造“中国问题”，并为西方的“救赎”方案铺平道路，深刻揭示了19世纪中西权力关系与话语博弈。
本文深入剖析了明恩溥制造“中国问题”的内在逻辑。首先，他通过“无本译写”和“逆性归纳”，将中国的社会积弊（如贫困、动荡）归因于文化本质与国民性格的缺陷（如守旧、缺乏公共精神、相互猜忌等），从而完成对中国的“病症诊断”。其次，这种诊断契合了19世纪末盛行于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将中国定位为文明竞争中的“停滞者”和“落后者”，为西方的种族与文化优越论提供了“例证”。最后，作为传教士，明恩溥必然指向“救赎方案”：既然中国的“病根”在于文化和道德，那么唯一的解药就是接受基督教文明和西方的价值观。
这一“诊断-救赎”的逻辑闭环并非单纯的学术活动，而是具有明确政治意图的话语实践。它呼应了鸦片战争后西方对华殖民扩张的需求。当武力征服遭遇阻力时，话语便成为重要的权力工具。通过将中国塑造为一个有待拯救的“病人”，西方自然地将自己置于“医生”和“救世主”的地位，从而为其政治干预、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提供了“顺理成章”的合法性依据。因此，明恩溥的著作是“一部典型的殖民话语汇编”，标志着西方中国观从散漫的印象式描述，转向有明确政治宗教议程的“问题”建构的关键转折点。
观点四：对明恩溥知识生产机制的剖析，为解构西方汉学话语、警惕当代话语暴力以及建构中国自主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
作者的研究目的不仅在于历史批判，更在于现实启示。通过追溯明恩溥“无本译写”的底本来源与话语合成策略，本文揭示了两方知识生产中的权力运作机制：知识如何被有选择地采集、翻译、重组和阐释，以服务于特定的权力关系。它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被表述、被塑造是危险的”。历史上，西方通过话语手段将中国“他者化”、“问题化”，一度使中国人陷入“话语困境”。
因此，本文的终极关怀在于强调“建构国家话语体系在任何时代都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命题”。在复杂的国际语境中，必须识破类似的话语建构逻辑，保持文化自觉与话语主权。通过对明恩溥这一典型案例的深度剖析，文章为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避免陷入他者预设的话语陷阱，积极、主动地讲述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和理论武器。
二、 论文的意义与价值
本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学术上，它没有纠缠于对明恩溥观点“真伪”的简单价值评判，而是将研究重心转向“如何言说”与“何以如此言说”的机制剖析，引入了“无本译写”这一新的理论视角，为研究近代西方中国观的形成、传教士汉学、以及跨文化话语建构等领域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分析框架。文章细致梳理了西方中国知识生产的三种历史范式，并将明恩溥置于这一宏大的谱系中进行定位，体现了深厚的历史纵深感。
在现实意义上，本文通过对历史文本的深度解构，揭示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共生关系，对于今天应对国际舆论场中可能存在的各种“话语暴力”和偏见性建构，具有强烈的警示作用。它呼吁在学术研究和公共传播中，必须保持对知识生产背后意识形态的警惕，并致力于建设基于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坚实的话语体系。这篇文章不仅是对一段学术史的梳理，更是一次关于知识、权力与表述的深刻思想演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