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文（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与周夏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于2022年在《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总第470期）发表论文《人与媒介物的“相遇”：手机的文化传记与记忆场景》。该研究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2批特别资助项目（编号：2019t120676）的成果，聚焦手机作为媒介物的文化传记与记忆叙事，探索用户如何通过记忆建构与手机的关系。

学术背景与研究目标

手机作为普及近50年的媒介，现有研究多从创新扩散理论（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或批判视角分析其社会效应，但普遍忽视其作为“物”（materiality）的维度。随着数字媒介发展，手机的实体性被“非物质化”遮蔽（Murdock, 2018），导致其物质性关联被边缘化。本文基于媒介记忆（media memory）与物的文化传记（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理论，提出从“媒介物”（media as objects）视角重新审视手机，通过分析用户的记忆叙事（223篇网络记忆文本与140篇网络自传），回答两个核心问题：
1. 为何手机成为用户记忆中的关键物品？
2. 手机记忆的不同场景如何折射人与手机的关系？

研究方法与流程

研究分为四个步骤：
1. 数据收集：
- 记忆文本：通过百度、搜狗、豆瓣小组等平台，以“怀念/回忆+我的手机”为关键词检索，筛选出223篇有效文本（2017—2020年）。
- 网络自传：邀请18—27岁用户（女性77.1%，男性22.9%）书写手机使用历程，获140篇自传。
2. 数据分析：采用质性内容分析法，反复阅读文本，提炼记忆主题与场景，关注手机作为“物”的生命轨迹与用户生命历程的交织。
3. 理论框架：结合媒介物质性（media materiality）、物的文化传记（Kopytoff, 1986）及“过渡物”（transitional object, Winnicott）理论，分析记忆中的物质性、符号性与拟人性关联。
4. 场景分类：识别四种记忆场景——得手机、用手机、换手机、丢手机，并分析其社会文化意义。

主要发现与结果

1. 开端记忆：“得手机”作为生命事件

   • 生命节点象征：用户第一部手机常与生日、升学等生命仪式绑定（如高考后获赠手机），成为成长的有形标记。
     
   • 自我认同建构：自行购买手机被赋予“自力更生”意义，用户强调“真正拥有的第一部手机”的私有性（如“摩托罗拉T191”的反复对比选购）。
     
   • 文化工具属性：早期手机（如“大哥大”）是阶级符号（宁歌，2012），后期转向个性化表达（如红黑配色手机的“拉风”设计）。
     

2. 相处记忆：“用手机”嵌入生命阶段

   • 未成年时期的监控与反抗：手机是父母“数字皮带”（digital leash, Weerakkody, 2008），学生需策略性应对管制（如“盲打”“躲被窝玩”）。
     
   • 成人礼与自主性：高考后自主使用手机被视为成年标志（如“自立仪式”的紧张感）。
     
   • 过渡物功能：离家者通过手机维系情感（如母亲短信成为“安慰剂”），体现其协调“依赖—独立”的作用（Ribak, 2009）。
     

3. 转场记忆：“换手机”与旧手机情感

   • 生命轨迹转变：智能手机更换象征“新世界开启”（如高考后第一部智能手机）。
     
   • 旧手机的绵延生命：用户珍藏旧手机（如诺基亚5110），将其作为“记忆之所”，纪念意义超越实用价值。
     

4. 意外记忆：“丢手机”的中断与情感投射

   • 资料丢失恐慌：用户担忧照片、短信等记忆载体消失（如“记忆突然空白”）。
     
   • 拟人化哀悼：通过“写信”表达对丢失手机的思念（如“哥们，想你”），体现拟人性关联（anthropomorphic association）。
     

结论与理论贡献

1. 手机记忆的独特性：

   • 作为个体化记忆（individualized memory），区别于电视的家庭记忆或报纸的公共记忆。
     
   • 通过四种场景（开端、相处、转场、意外）再现手机生命轨迹与用户生命历程的交织。
     

2. 三种关联的建构：

   • 物质性关联：手机作为实体物的存在（如笨重的“大哥大”）。
     
   • 符号性关联：身份象征（早期阶级区分）与个性表达（个性化设计）。
     
   • 拟人性关联：情感投射（如“伙伴”“过渡物”）。
     

3. 理论价值：

   • 提出“媒介物”视角，弥补现有研究对手机物质性的忽视。
     
   • 通过文化传记揭示手机的社会生命（social life）如何被用户记忆重塑。
     

研究亮点与意义

1. 方法论创新：结合网络记忆文本与自传，自下而上还原用户叙事，突破传统媒介研究的“技术—内容”二分法。
   
2. 理论拓展：将物的文化传记引入媒介研究，揭示手机从“技术对象”到“社会对象”的转变（Srivastava, 2005）。
   
3. 现实意义：反思智能手机时代“习焉不察”的媒介依赖，呼吁通过记忆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重新审视人机关系。
   

其他价值

研究指出，手机记忆的“中断性”（如换机、丢机）反而强化其连续性，这一发现为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提供新案例——旧手机作为“复现的媒介”（施畅，2019），承载技术史与情感史的双重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