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治理的法治悖论与化解策略：数字时代的治理转型研究
本文由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马长山撰写，发表于《东方法学》2022年第4期（文章编号：1674-4039-(2022)04-0063-74），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社会的法律治理体系与立法变革”（项目批准号：20＆ZD17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研究主题与背景
本文聚焦数字时代的新型治理形态——数智治理（Data-Intelligent Governance），即以数据和算法为中枢、以平台为载体，实现数字化与智慧化融合的治理模式。随着全球数字化战略的推进（如中国“数字中国”建设、欧美数字政府转型），数智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路径，但也衍生出赋权、参与、规制和人文四重法治悖论。研究旨在分析这些悖论的成因，并提出法治化化解策略。
主要观点与论据
1. 数智治理的时代动因与特征
数智治理的兴起源于三重动力：
- 数字生活方式的客观需求：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算法成为新生产力，自然人兼具“数字人”身份，传统工业经济治理模式难以为继。
- 数字技术的支撑：平台化架构（前台-中台-后台）承载治理功能，例如浙江余杭区“一屏观全区、一网治全城”的智能联动系统。
- 数字法治的创新压力：传统法治基于物理时空和物权逻辑，而数字化消解了这一基础，需重构数字人权、数字司法等新议题。
数智治理的三大特征：
- 敏捷性（Agility）：通过动态感知和算法决策应对“制造性风险”（如疫情预警），但也可能因技术误用引发系统性风险。
- 节点性（Nodality）：个体从实体身份转向网络节点，参与网格化治理（如“一网通办”），但自主性可能被平台化系统削弱。
- 穿越性（Transcendence）：技术打破物理时空限制（如在线庭审、异步审理），但也可能侵犯隐私或加剧权力穿透。
2. 数智治理的四重法治悖论
（1）数智赋权悖论
- 技术赋权 vs. 权力扩张：算法决策的“望远镜”功能提升治理效率，但政府通过数据监控可能形成“超强权力”。例如非现场执法的“首违免罚”虽体现温度，却隐含技术化权力扩张。
- 平台加责的私权治理：企业平台（如推特、电商）承担公共管理职能，形成“公权力-私权力-私权利”三元格局，但封号、下架等行为可能变相剥夺公民数字生存权。
（2）数智参与悖论
- 技术开放与公众缺席：政府与技术公司合作开发治理平台，但公众参与权重低，部分应用沦为“政绩装饰”。
- 算法决策的“机器执法”：自动化行政（如电子交警）缺乏人性互动，公民难以质疑不透明的算法逻辑。
- 数字鸿沟加剧不平等：弱势群体因数字能力不足被边缘化，例如网格化治理中公民互动缺失。
（3）数智规制悖论
- 规制逃逸：政府通过技术外包规避程序约束，例如自动化审批系统逃避行政正当程序审查。
- 一体化平台削弱分权制衡：数据共享穿透立法、行政、司法边界，可能弱化宪法规定的权力分工。
- 数据安全困境：智能治理依赖数据整合（如“电子门锁”监控），但隐私保护与数据跨境主权问题突出。
（4）数智人文悖论
- 工具主义异化：数智治理被简化为维稳工具（如苏州“文明码”争议），忽视服务本质。
- 技术理性压制人文关怀：AI决策将人工具化（如亚马逊算法解雇员工），导致“计算机官僚主义”。
3. 法治悖论的化解策略
- 合理定位数智治理：淡化现代主义、功利主义等五个“主义”，回归“数字正义”价值观，推动治理质变而非量变。
- 纳入数字法治框架：以《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为指导，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法律规则体系，例如明确算法透明度、数据主权边界。
- 构建“道德基础设施”：通过伦理规范（如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约束技术滥用，平衡效率与权利保护。
研究价值与亮点
- 系统性分析数智治理的法治张力：首次提出四重悖论框架，揭示技术赋能背后的权力失衡与权利危机。
- 跨学科视角：融合法学、公共管理、数字技术理论，回应数字社会的基础性治理挑战。
- 政策指导意义：为中国“数字政府”转型提供法治化路径，例如建议通过立法规范平台权力、弥合数字鸿沟。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未深入探讨国际比较（如欧盟《数字服务法》），未来研究可结合全球治理经验进一步细化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