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发表于《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第49卷,第4期,2018年冬季刊)的研究论文,作者为Joseph Kuehn(所属机构为CSU East Bay)。该研究探讨了1990年代银行业放松管制后,跨地区经营的银行(multimarket firms)如何主导地方市场,并量化了这种扩张对本地竞争、存款利率及福利的影响。
学术背景
该研究处于产业组织经济学、金融经济学与反垄断政策的交叉领域。背景始于美国银行业的监管变迁:历史上,《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及州级法规严格限制银行跨州及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自1970-80年代起,特别是1994年《里格尔-尼尔法案》通过后,这些地理限制被逐步废除,引发了银行业的深刻变革。数据显示,1990至2010年间,银行机构数量锐减(从约12,000家降至6,500家),而分支网点数量却大幅增加(从约50,000个增至超过80,000个)。与此同时,市场结构显著变化:由单一市场运营的社区银行为主,转变为由跨县、跨州经营的银行主导,到2010年,跨州银行虽仅占机构总数的7.3%,却控制了全美63.7%的分支机构和70%以上的存款。
这一现象引出了核心研究问题:是什么驱动了银行在放松管制后进行跨市场分支网络扩张?这种由跨市场银行主导的市场结构与单一市场银行主导的结构有何本质区别?具体而言,跨市场经营的优势(如规模经济、风险地理分散、垂直差异化)如何影响银行的本地分支数量、定价(存款利率)以及最终的消费者福利和企业利润?已有文献分别从需求侧(消费者对分支网络的偏好)、供给侧(市场力量、运营成本、风险分散)探讨了分支扩张的动因,但缺乏一个统一的框架来量化各类溢出效应(spillovers)的规模和相对重要性,并评估其综合影响。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
研究流程
本研究包含两个核心的计量经济模型:存款服务需求模型和银行分支网络选择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事实模拟。
1. 存款服务需求模型 此步骤旨在量化消费者对银行分支网络的偏好,并估计银行通过吸收存款获得的可变利润。 * 研究对象与数据:使用2010年美国3115个县(市场)及7152家受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保险的银行机构数据。数据来源包括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状况与收入报告》(用于银行资产负债及利率)、FDIC的《存款摘要》(用于分支位置与存款)、美国人口普查局(用于人口与收入)等。 * 模型设定:构建了一个离散选择模型。假设每个市场的消费者将其存款(假设为收入的一个固定比例λ)存入一家银行或选择外部选项(如信用社、共同基金等)。消费者从银行j获得的效用取决于:存款利率乘以存款额(体现利率收入)、银行j在该市场的分支数量(及其平方项)、银行j在外市场的分支数量(按距离加权,以区分近程与远程效应)、银行可观测特征(如员工数/分支、年龄、规模等)以及无法观测的银行-市场特质(δ_jm)和个体随机误差项。 * 识别与估计:采用Berry, Levinsohn, and Pakes (1995) 的BLP方法进行估计。关键挑战在于,存款利率和分支数量是银行的内生选择,可能与不可观测的银行质量相关。为此,研究使用了多种工具变量:对于存款利率,使用劳动力成本、固定资产开支、不良贷款等成本转移变量以及竞争对手特征;对于分支数量,使用银行在1994年(严格管制时期)的分支数、到总部的距离、市场特征(人口、收入等)以及各州放松管制的时间差异作为工具。通过广义矩估计法求解模型参数,并利用估计结果计算每家银行在每个市场的可变利润(存贷利差乘以预计吸收的存款额)。
2. 分支网络选择模型 此步骤旨在识别银行在跨市场设立分支时面临的成本结构,特别是跨市场溢出效应对成本的影响(即规模经济与风险分散的优势)。 * 研究对象:同需求模型的数据集。 * 模型设定:银行在第一阶段同时选择其在所有市场的分支网络,以最大化跨市场总利润。利润等于各市场可变利润之和减去分支网络成本。成本函数被设定为包含:市场进入的固定成本、在已有市场增加分支的固定成本、市场内分支数量的线性与平方项(反映规模经济/不经济)、来自外市场分支网络的溢出效应(按距离加权求和)、银行特征(员工数/分支、年龄、规模)、市场特征(人均收入、土地面积、人口、人口增长)以及不可观测的市场异质性和银行异质性。 * 识别与估计的创新性:这是本研究方法上的核心贡献。由于银行在超过3000个市场中的决策相互关联并存在溢出,传统的均衡求解或极大似然估计变得不可行。作者采用了基于显示性偏好的矩不等式方法(Moment Inequality Approach),该方法源自Pakes, Porter, Ho, and Ishii (2015)。其核心思想是:观察到的银行分支网络选择必然是(在预期上)优于其他可行选择的。通过构造特定的“偏离”策略(例如,让银行A在市场m增加一个分支,同时在市场m‘减少一个分支;并让银行B在市场m’增加分支,在市场m减少分支),并将这些偏离组合,可以差分掉不可观测的市场和银行异质性,从而识别出成本函数中关键参数(如溢出效应参数)的边界(bounds),而非点估计。这种方法不依赖于求解复杂的博弈均衡,且允许多重均衡的存在。 * 估计流程:基于观察到的分支网络,定义一组特定的偏离策略组合。计算每种偏离下银行可变利润的变化(利用需求模型估计结果)和可观测成本变量的变化。根据利润最大化必要条件,这些偏离的预期利润变化应小于等于零。由此生成一系列矩不等式。通过寻找能同时满足所有(或最接近满足所有)不等式的参数向量集合,得到参数的估计边界。
3. 反事实模拟 在估计出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参数后,研究者进行了三项反事实实验,以量化不同动因和政策的效应。 * 实验一(消除跨市场溢出):将效用函数和成本函数中所有与外市场分支相关的参数设为零,模拟一个没有跨市场银行(即所有银行均为单一市场银行)的世界。重新计算市场均衡(允许银行进入/退出、调整分支数量和跨市场差异化的存款利率)。 * 实验二(消除消费者对分支的偏好):将需求模型中消费者对分支数量的偏好参数设为零,模拟未来消费者不再依赖实体分支的情景,分析其对分支网络和存款利率的影响。 * 实验三(模拟放松管制前环境):仅保留州内的跨市场溢出效应,而消除跨州的溢出效应,模拟1994年《里格尔-尼尔法案》前的监管环境。
主要结果
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得出以下核心结论:1990年代后美国银行业跨市场分支网络的扩张,主要由供给侧的地理风险分散优势和需求侧的消费者对本地分支的强烈偏好共同驱动。跨市场银行通过更低的边际成本开设了更多分支,这虽然增加了本地市场的竞争者数量,但也通过增强市场力量压低了存款利率。其净福利效应并非一致为正,而是取决于本地市场的特性:在缺乏竞争性外部选项、消费者更看重便利性的市场(如农村),扩张提升了福利;而在外部选项丰富、消费者对价格敏感的市场(如大都市),扩张可能导致福利损失。
研究的价值与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