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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仲裁裁决的执行:俄罗斯公共政策规则的应用

期刊: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本文作者为Diana V Tapola,发表于期刊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2006年第22卷第1期,第151至166页。文章主题为俄罗斯在外国仲裁裁决执行中公共政策规则(public policy rule)的适用问题。该文并非单一原创实证研究,而属于法律评论与案例分析性质的学术论文,因此以下按照类型b的要求进行学术报告式介绍。

文章的核心论点是:俄罗斯法律虽然允许以“违反俄罗斯联邦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但立法并未对“公共政策”作出明确定义,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解释不一、适用标准模糊的问题。作者通过分析俄罗斯最高法院的裁判、相关学说以及具体案例,探讨公共政策规则在俄罗斯的适用边界,并提出应限制其适用范围,以防止当事人滥用该规则拖延或阻碍外国仲裁裁决的执行。

文章首先从比较法角度考察公共政策概念在不同国家的理解差异。作者指出,德国将公共政策理解为“善良风俗与德国法律的目的”,美国将其理解为“法院对道德和正义的最基本认识”,加拿大则指仲裁裁决与公共道德基本原则的不相容。相较之下,俄罗斯虽然通过《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第二项、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仲裁程序法典》第244条、《民事诉讼法典》第412条第5款以及《联邦国际商事仲裁法》第34条和第36条等规定允许适用公共政策规则,但始终未在法律中明确界定何谓“公共政策”。俄罗斯法律中的“违反俄罗斯联邦公共政策”这一法律构造具有评价性特征,因此缺乏统一解释。

在讨论“国际公共政策”与“国内公共政策”的区分时,作者批评俄罗斯既没有立法上的区分,也未在司法实践中划清二者界限。法国等国家将国际公共政策作狭义理解,而俄罗斯则没有相应制度,这进一步加剧了公共政策规则适用的不确定性。作者引用俄罗斯权威学者隆茨的观点,认为在此类国际民事诉讼问题上,法律学说具有最重要作用,应当通过理论研究和类比解释填补法律空白。

关于俄罗斯司法实践中的公共政策定义,文章详细梳理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不同立场。1998年9月25日,最高法院民事案件审判庭在裁定中指出,俄罗斯联邦公共政策的内容与国家立法内容并不重合,因为俄罗斯法律允许适用外国法规范,所以不能仅仅以俄罗斯法与外国法存在重大差异为由适用公共政策规则。该裁定将“公共政策”理解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策的基础”,并强调只有适用外国法可能导致“从俄罗斯法律良知角度看不可接受的结果”时,才可适用公共政策规则。但最高法院未解释何为“俄罗斯法律良知”,也未明确“社会政策”的具体内涵。然而,1999年6月2日最高法院主席团又在另一裁定中提出,应将公共政策理解为“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作者指出,这两种解释都有效,导致下级法院可以自由选择遵循其中任何一种,难以形成统一司法实践。

文章进一步介绍了俄罗斯法律专家对“违反俄罗斯联邦公共政策”的主流定义,即违反俄罗斯法律秩序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由俄罗斯联邦宪法确定。尤其是宪法第一章第1至15条规定的基础,如私有财产承认、经济领土统一、商品服务与金融资产自由流动、经济活动自由等。宪法第二章关于人和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规定也被视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因此,如果仲裁员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被申请人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致使其无法进行辩护,或执行裁决将与该国强制性法律规范或国际条约规范相冲突,则可认定违反公共政策。

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更宽泛的解释,认为公共政策应包括反倾销立法、私有化立法、商业流转的基本法律原则、竞争法、破产法以及城市形成企业相关立法等。例如,有判决认为,如果对城市形成企业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可能导致整个城市的失业和破产,从而引发社会经济危机。作者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这种思路应当被逐步放弃,因为俄罗斯宪法的平等原则要求国家和市政企业不得在从事经济活动时享有特权。但作者同时建议,在过渡期内,外国当事人应当注意俄罗斯企业是否具有城市形成企业的特殊地位,并在缔约前查阅企业设立文件和俄罗斯联邦法人国家登记簿。

作者还讨论了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以实体法适用错误为由援引公共政策的情形。作者强调,俄罗斯法院无权审查外国仲裁裁决的实体内容,不能扮演第二审或更高级法院的角色。只有在执行该裁决的结果会与俄罗斯立法的实体规定相抵触时,才可能构成违反公共政策。适用外国法本身与俄罗斯法不一致并不重要,关键是执行结果是否符合俄罗斯法的基本原则。如果仲裁裁决基于俄罗斯法律规范作出,就更不能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因为俄罗斯法律规范本身即来源于俄罗斯公共政策。

文章列举了若干俄罗斯法院案例以说明公共政策规则的适用情况。在一个案例中,外国仲裁庭虽认定被申请人无过错,但仍裁决其赔偿对方因保全建筑而产生的费用和损失。俄罗斯法院认为这违反俄罗斯法律和政策的基本原则。但作者指出,俄罗斯民法典第401条并不将企业责任一般性地与过错挂钩,且民法典第2条第1款第三项规定商业活动独立进行并自担风险,因此该裁判理由值得质疑。另有案例中,仲裁裁决要求被告支付奖金,尽管原告并未完成相应工作,俄罗斯法院也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

作者特别分析了惩罚性赔偿问题。在TXO Production v. Allians Resources案中,纽约证券交易所仲裁庭判令债务人支付的罚款是实际损失的526倍。作者认为,俄罗斯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损失与赔偿之间的比例原则,俄罗斯民事立法不允许惩罚性损害赔偿或三倍赔偿。此类罚款具有刑事惩罚性质,执行此类裁决将违反俄罗斯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从而违反公共政策。同样,国有化行为以及为非法行为提供报酬的外国判决也可能被认定为违反俄罗斯公共政策。此外,欧洲人权法院的Krombach v. Bamberski案表明,违反《欧洲人权公约》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如程序性保障)可以成为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独立理由。

文章最后一部分详细讨论了United World Ltd Inc. v. Krasny Yakor案。该案涉及一家巴拿马公司申请在俄罗斯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2000年10月20日作出的裁决,被执行人为俄罗斯开放式股份公司Krasny Yakor。下诺夫哥罗德州仲裁法院一审支持了裁决。Krasny Yakor提出撤销申请,理由包括:合同签署时未遵守1978年苏联部长会议第122号决议关于外贸合同须由两人签署的要求;仲裁裁决适用惩罚性利息(每月1.4%,债务在八年间翻倍以上);执行裁决可能导致其破产,而该公司被列入对俄罗斯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清单,联邦持股38%。伏尔加—维亚特卡区联邦仲裁法院撤销了一审裁定,认为一审法院未充分审查合同形式是否违反当时有效的苏联外贸合同签署程序,也未评估执行裁决是否违反俄罗斯公共政策。作者通过该案说明,涉及国家或联邦财产以及战略企业的外国裁决执行中,俄罗斯法院几乎总是会考虑公共政策问题。

综合来看,本文的学术价值在于系统梳理了俄罗斯关于公共政策规则的立法、学说与司法实践,揭示出该规则在俄罗斯适用中的混乱与扩张风险。作者的核心观点是:公共政策规则不能被用作重新审查外国仲裁裁决实体问题的工具,也不能仅以外国法与俄罗斯法存在差异为由加以适用;判断的对象应当是裁决执行的结果是否违反俄罗斯宪法基本原则和强制性规范,而非裁决本身。文章通过大量案例说明,俄罗斯法院在实践中有时过度宽泛地解释公共政策,可能导致外国仲裁裁决难以执行。作者建议俄罗斯法院应谨慎、严格地审查公共政策抗辩,防止当事人滥用该规则拖延执行,并呼吁通过统一司法解释和学说解释来填补立法空白。这些意见对于从事涉俄国际商事仲裁和执行实务的外国当事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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