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献发表于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期刊，由比利时鲁汶大学（KU Leuven）的潘烨衡（Yeheng Pan）、Michaël Opgenhaffen 以及 Baldwin van Gorp 三位学者共同完成。这项研究题为“谈判气候变化：英国、美国和中国新闻媒体中COP21的框架分析”，属于传播学、政治学与环境研究交叉领域，具体聚焦于媒体框架分析。
学术背景与研究目标 长期以来，关于气候变化的媒体研究多集中于其作为环境科学问题的本质、原因和后果。然而，随着科学事实基本形成共识，全球讨论的焦点已从问题界定转向政策制定与解决方案的辩论。同时，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国际气候谈判（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深刻嵌入全球外交与国际政治之中，反映出世界权力关系的变化。其中，COP21（2015年巴黎会议）被视为一个里程碑事件，标志着全球气候政治进入新阶段，新兴经济体（如中国）的角色日益凸显。
在此背景下，现有研究对气候谈判这一“问题解决”过程的媒体呈现关注相对不足。以往研究多探讨气候变化的责任归属、冲突、经济后果等通用政策新闻框架，或探讨其与极端天气、公共卫生等特定维度的关联，但专门针对谈判话语的深入分析较少。此外，跨文化比较研究，特别是将中国媒体（尤其是中文媒体）纳入分析以反映非西方视角的研究尚存缺口。
因此，本研究旨在系统地阐明新闻媒体如何通过不同的框架来呈现气候变化的辩论，具体以COP21的新闻报道为案例。研究目标包括：1）通过归纳性分析，识别并构建一套适用于分析气候谈判话语的媒体框架类型；2）通过演绎性分析，比较英国、美国和中国这三个对全球气候政治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在应用这些框架时的差异，从而揭示其背后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观。
研究流程与详细方法 本研究包含两个主要阶段：归纳性框架分析 与 演绎性框架分析，并辅以严谨的样本选择过程。
第一阶段：样本选择 研究选取了英国、美国和中国各五家主流新闻媒体（总计15家），包括高端、大众市场报纸、杂志及电视台，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例如，中国样本包含了《人民日报》、《中国日报》（英文）和《南方都市报》等，突破了以往研究多依赖英文中国媒体的局限。数据采集时间为COP21会议期间（2015年11月28日至12月15日），通过数据库检索与网站搜索相结合的方式，最终获得有效新闻文本共761篇（英国363篇，美国244篇，中国154篇）。
第二阶段：归纳性框架分析 此阶段旨在回答第一个研究问题：识别三国媒体在COP21报道中使用了哪些关于气候谈判的框架。研究采用框架包的概念，即一个由逻辑上相关的框架化设备和推理设备组成的集群。 1. 材料处理与初步编码：研究者使用NVivo软件对新闻文本进行细读和主题编码。他们首先识别所有与气候谈判相关的“框架化设备”，即可直接激活认知图式的文本元素，包括： * 标语/口号：如“王子敦促世界领导人：为你们的子孙后代着想”。 * 隐喻：如“本周的巴黎会议，在我看来，就像一个巨大的减肥互助会”。 * 夸张法：如“这是世界避免全球变暖最灾难性影响的最后、最大的希望”。 * 描述：如“我看不到除世界大战外，任何能引发类似二战时期那种动员的事情”。 * 视觉材料：如展示中国沿海城市因升温2-4℃将被淹没的动态模拟图。 2. 识别推理设备：同时，研究者编码了定义气候谈判问题的“推理设备”，即问题本身及其逻辑延伸，包括原因、后果、解决方案和道德评价。例如，文本中关于“为何实施气候政策对我国是个问题”的论述。 3. 轴向编码与框架构建：在识别了大量代码后，研究者通过轴向编码程序，将零散代码归类、重组，最终归纳出具有独特逻辑链条的有限个框架包。此过程持续迭代，直至没有新的代码出现在现有框架包之外。最终，研究者构建了一个包含10个框架的矩阵。每个框架包以一个文化嵌入的、隐喻的或基于价值观的理念命名，代表其核心含义。 4. 框架验证：为确保框架的有效性，研究者访谈了六位专家（包括全球治理研究者、大众传播学者、COP21记者、非政府组织专业人士和气候政策研究者），根据反馈对框架矩阵进行了调整。
第三阶段：演绎性框架分析 此阶段旨在回答第二个研究问题：探究三国媒体在框架应用上有何特征。研究采用量化内容分析方法。 1. 编码操作：基于归纳出的10个框架类型，两位熟练掌握中英文的编码员对全部761篇新闻进行编码，判断每篇新闻中是否出现某个框架。他们首先就每个框架的应用语境达成共识（例如，讨论资金议题时，若强调谈判集团间的竞争，则计为“零和博弈”框架；若聚焦脆弱贫困国家的赔偿诉求，则计为“寻求公平”框架）。 2. 信度检验：为确保编码一致性，研究者计算了科恩卡帕系数。所有10个框架的系数均超过可接受的最低标准0.70，范围在0.776（零和博弈）到0.912（共同应对）之间，表明编码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3. 数据分析：研究者统计了每个框架在三国媒体中出现的频率，并使用卡方检验和逻辑回归分析来检验国家间框架使用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显著性。
主要研究结果 1. 识别出的十种媒体框架 研究成功识别出10个相互关联的框架，可分为三组：前三个涉及气候变化的意义建构，后续七个聚焦谈判过程。
2. 三国媒体框架应用的特征与差异 量化分析显示： * 共同点：三国媒体都最少使用“等待清单”和“虚构叙事”框架，表明媒体整体上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论述。“可持续发展”框架在三国中均高频出现。 * 英、美媒体的相似性：英国和美国媒体在框架使用上更为相似，均显著多于中国媒体使用“末日启示”和“后进拖累者”框架。它们倾向于将COP21视为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秩序（如透明、普遍、有约束力的减排审查）来解决问题，并维护现有西方主导秩序中的规范。那些破坏此秩序者（如否认气候变化者或持异议的国家）被框定为“后进拖累者”。 * 中国媒体的独特性：中国媒体显著更多使用“先锋引领者”和“共同应对”框架，而完全未出现“虚构叙事”框架。其报道将COP21不仅视为解决问题的场合，更是一个定义中国与世界关系、寻求世界认可中国努力和贡献的平台。报道强调中国以“负责任大国”姿态建设性参与谈判、促成合作。 * 美国媒体的特点：美国媒体使用“虚构叙事”框架的频率显著高于英国媒体，这主要与当时共和党政治人物（如特朗普、克鲁兹）质疑气候科学的言论被报道有关，尽管这些言论常被其他框架（如反驳）所伴随。
结论与价值 本研究通过分析COP21期间英国、美国和中国媒体的报道，构建了一个包含10个框架的类型学，并揭示了三国在框架应用上的系统性差异。其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理论贡献：研究提供了一个基于实证、专门针对气候谈判话语的框架类型学，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该类型学能有效整合或重新定位先前研究中的其他框架（如“经济发展与竞争”、“可持续能源”），为未来的气候谈判媒体分析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工具。 2. 对全球气候政治的理解：研究发现为理解新兴的全球气候治理体制提供了洞见。英、美媒体反映了既有大国对维持现有西方主导秩序的关切，而中国媒体则反映了新兴大国寻求国际认可和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需求。这显示了媒体框架如何深植于国际政治的权力关系与价值观背景中。 3. 对气候谈判本质的揭示：研究证实，关于气候科学的争论只是整个气候讨论的一个维度。反对性论述（如“等待清单”、“零和博弈”）往往与科学事实无关，而反映了谈判中与国家利益、世界观和价值观相关的真实挑战。同时，研究指出气候解决方案不能简单化或“一刀切”，同一议题（如“损失与损害”）可能被不同利益攸关方置于截然不同的框架下解读（如“寻求公平” vs “零和博弈”）。 4. 方法论意义：本研究展示了“归纳-演绎”相结合的框架分析方法在处理涉及多元利益攸关方的复杂跨国议题时的有效性。归纳法能捕捉多样化的解释轮廓，演绎法则能量化分析框架在不同社会政治背景下的应用差异，是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有力工具。
研究亮点 1. 研究对象的创新性：率先将中国主流中文新闻媒体系统地纳入气候谈判报道的跨国比较研究，突破了以往研究多局限于英文中国媒体的局限，提供了更真实、全面的中国视角。 2. 分析框架的针对性：没有简单套用通用的政策新闻框架，而是通过深入的归纳分析，发展出一套专门适用于气候谈判这一特定政治过程的、细致且具有逻辑层次（从意义建构到问题解决过程）的框架类型学。 3. 方法的严谨性与混合性：结合了定性的归纳框架构建与定量的演绎内容分析，并通过专家访谈验证框架、计算编码者间信度，确保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4. 深刻的比较洞察：不仅描述了三国媒体框架使用的差异，更将这种差异置于“既有大国 vs 新兴大国”的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背景下进行解释，深化了对媒体、政治与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理解。 5. 对谈判复杂性的揭示：明确指出气候谈判已超越纯粹的科学共识问题，成为政治、经济和价值观交锋的场域，媒体框架的差异正是这种复杂性的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