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报告介绍的是一篇发表于 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ling 期刊 2025年第53卷第3期的学术论文，题目为《Is Dharma the Same as Calling? Considering Religio-Cultural Context in Cross-Cultural Calling Research》。作者为来自美国丹佛大学（University of Denver）职业与专业发展部门的 Kyle M. Inselman。本文并非报告一项单一的原创性实证研究，而是一篇立足于现有文献的综合性评述与理论性文章，旨在探讨西方职业心理学中的“感召”（calling）概念与印度教传统文化中的“达摩”（dharma）概念之间的异同，并强调在涉及印度及南亚文化背景的跨文化职业“感召”研究中，必须审慎考虑“达摩”这一宗教文化语境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核心论点阐述
本文将深入探讨“感召”与“达摩”这对概念的关联与区别。文章的核心论点是：尽管在西方（尤其在瑜伽与灵性圈子），“达摩”常被简单地翻译或等同于“感召”（即个人的生命目标或职业召唤），但这种表面的相似性掩盖了二者在历史起源、哲学基础和社会实践层面的根本性差异。将两者不加批判地等同，会阻碍我们深入理解文化因素如何塑造个体对工作意义和职业选择的认知。因此，在进行跨文化研究，特别是在涉及南亚或印度教背景人群的职业心理学研究时，研究者必须将“达摩”作为一个独立的、重要的文化变量纳入考量，而非将其视为“感召”的简单文化变体。
第一点：概念溯源与核心差异
作者首先对“感召”和“达摩”两个概念进行了历史与哲学层面的详细溯源。这一部分的论证构成了全文的理论基石。
- “感召”（Calling）：其现代概念根源可追溯至新教改革，尤其是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的工作。路德将“天职”（vocation）从神职人员的专属领域扩展至所有世俗职业，认为每个人在其社会位置上恪尽职守即是对上帝的响应。加尔文则进一步将“感召”与个人天赋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可被发现和追求的个体化目标。当代心理学对“感召”的研究形成了新古典主义（强调超越自我的召唤，包含外部目的）和现代主义（强调对某个领域强烈的、有意义的内在激情）两种定义。其核心特征在于，它是一个需要个体去感知、辨识、追随的过程，与个体的技能、激情和对社会贡献的渴望紧密相连，并通常与积极的心理福祉结果相关。
- “达摩”（Dharma）：这是一个根植于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等南亚传统的复杂概念，翻译常为“法”或“职责”。它最初意指支撑宇宙秩序的根本法则，后延伸至人类社会，形成了一套详尽的、关于社会各阶层（种姓，varna/caste）和个人生命阶段（人生期，ashrama）的道德职责与行为规范体系。“达摩”与“业”（karma，行动及其果报）的概念密不可分，个体今生的种姓和境遇常被解释为过往“业”的结果。因此，传统意义上的“达摩”是继承而来、学习而得的，是通过参与家庭传统、社会习俗和文化叙事而内化的、维持宇宙和社会秩序的义务。它并非一个需要“发现”的潜在召唤，而是已由出生（种姓）和社会位置预先框定的行为准则。
两者虽有交集（均涉及人生目标，尤其是职业角色），但存在本质区别：“感召”强调由外而内或由内而外的吸引力和辨识，具有个体主动性和未来导向；“达摩”则强调由社会、宇宙秩序决定的义务和履行，具有更强的社会规定性和历史承继性。特别是，“达摩”与种姓制度的历史与现实联系，是其与源于基督教个人与上帝关系之“感召”概念最深刻的差异之一。
第二点：现有跨文化“感召”研究的不足与“达摩”视角的缺失
文章第二部分转向审视现有的关于“感召”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特别是以印度为样本的研究，并指出这些研究在解释文化差异时存在的局限性。作者回顾了数项关键研究（如Douglass等人，2016；Autin等人，2017；Vianello等人，2022；Nath，2017），这些研究试图验证“感召”量表在印度样本中的信效度，或比较印度与美国样本在“感召”感知与践行上的差异。
- 研究发现与常见解释：这些研究发现了复杂的、有时不一致的结果。例如，有些研究发现印度受访者感知“感召”的程度更高，但“感召”与生活满意度的关联模式与美国不同；有些研究则未能完全支持量表在两国间的跨文化测量等值性。研究者通常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文化维度差异、印度的贫困问题以及种姓制度造成的职业壁垒来解释这些差异。
- 论证的局限性：作者指出，这些解释虽然部分合理，但过于笼统，尤其是“集体主义”标签无法捕捉南亚文化内部的独特宗教哲学内涵。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几乎都未能明确提及并深入分析“达摩”这一核心的文化建构。Autin等人（2017）的研究暗示“感召”在印度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显现”，但未探究这背后的“潜在机制”是什么。Vianello等人（2022）的研究发现，在印度样本中，以印地语作答和以英语作答的受访者对“感召”量表中“超越性召唤”（transcendent summons）维度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这暗示了语言背后更深层的文化概念差异，但研究者仅将其归因于“语言相对论”。
- 作者的核心批判：作者认为，忽视“达摩”导致了研究解释的浅表化。例如，当研究发现印度人对“感召”的感知与“义务感”的关联模式不同于中国样本时（Nath，2017），简单的“集体主义”框架已不足以解释。真正的原因可能在于印度文化中独特的、与“业”和种姓相联系的“达摩”观念在起作用。因此，直接将西方“感召”理论移植到印度语境，而未考量“达摩”这一本土概念，可能导致研究效度的损失和对文化现象的误读。
第三点：种姓、业报与职业发展的深层联系
作者用相当篇幅深入探讨了“达摩”概念中最具社会现实意义的部分——种姓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业”的信念，如何持续影响着职业选择和职业心理学实践。
- 种姓与职业的历史捆绑：文章指出，传统的“达摩”文献（如《法论》，Dharmashastra）将社会分为不同种姓，并为每个种姓规定了相应的职业和道德职责。这种联系被认为是维持宇宙秩序所必需，并通过“业”的教义（即今生的种姓是前世行为的结果）得以合理化。虽然印度宪法已废除种姓歧视，但种姓主义的社会规范和歧视实践仍然广泛存在，尤其是在职业领域，边缘化种姓（如达利特，Dalit）成员仍被限制于低贱、危险的工作。
- 对职业意志力与选择的影响：作者强调，“达摩”和“业”不仅仅是外部障碍，更可能内化为一种心理现实，影响个体的职业能动性（work volition）。达利特作家Yashica Dutt的回忆揭示，“业”的观念可能使被压迫者将自身处境归咎于前世的过失，从而在承受不平等的同时，背负内疚和羞耻感。这远比单纯的外部社会壁垒更为复杂。Ratnam（2019）也指出，即使是高种姓者，也可能因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压力而感到选择某些职业（特别是促进集体福祉的职业）的自由受限。
- 对职业咨询实践的启示：因此，作者认为，面向南亚背景来访者的职业指导不能是“种姓中立”的，而必须是“种姓敏感”的。从业者需要帮助来访者（无论其种姓背景）审视种姓观念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职业决策，运用批判性和解放性的框架，帮助受压迫者应对内化的压迫，帮助特权者反思其义务与选择的自由，从而共同寻求有意义的工作。
第四点：对未来研究方向与职业实践的建议
在论文的结论部分，作者系统性地提出了具体的未来研究方向和职业实践建议，旨在将“达摩”视角整合进相关领域。
- 研究方向建议：
- 深化“达摩”与“业”的实证研究：在针对南亚人群及西方瑜伽/灵性社群的研究中，探索“达摩”和“业”的信念与职业发展各因素（如职业决策、工作意义感、职业适应力）的关系。可使用或开发相关测量工具，如Gupta和Tracey（2005）的“达摩遵从量表”（Dharmic Adherence Scale），以及White等人（2019）的“业信念问卷”（Belief in Karma Questionnaire）。
- 聚焦种姓主义的约束作用：将种姓作为一个关键变量纳入职业意志力、职业选择、职业壁垒等研究中。研究者需寻找合适的方法收集参与者的种姓背景信息（需符合伦理），并可考虑使用如Nikalje（2022）开发的“种姓信念量表”（Caste Beliefs Scale）来测量相关态度。
- 进行跨文化语义学考察：深入研究“感召”（calling）、“天职”（vocation）等源于宗教的词汇在不同文化（尤其是西方与亚洲语境）中的概念化差异。鉴于翻译的困难（如文中提到的印地语翻译问题），以及Thirumurthy（2018）指出在印度教文化中缺乏“天职”的直接对应概念，这种语义层面的对比分析至关重要。
- 职业实践建议：
- 采用建构主义和文化形成的方法：从业者应与来访者探讨“感召”、“达摩”等文化建构对其个人的意义。像Leong等人（2010）提出的“文化形成法”（Cultural Formation Approach）或Taylor（2017）基于个人建构心理学的方法，允许从业者根据来访者自身看重的文化因素进行个性化介入。
- 开展种姓敏感的批判性对话：正如Ratnam（2019）所倡导的，从业者应积极而审慎地与南亚背景来访者开启关于种姓的对话，帮助其识别并挑战内化的种姓观念和社会限制，提升批判意识，从而拓宽职业想象和行动的可能性。
结论与意义
本文的学术价值与应用意义在于： 1. 理论贡献：它清晰地区分了职业心理学中的核心概念“感召”与印度教文化核心概念“达摩”，填补了跨文化职业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空白。论文雄辩地论证了将两者混为一谈的危害，并提出了一个更精细、更具文化敏感性的分析框架。 2. 方法论启示：对现有跨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回顾，为未来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警示：在进行跨文化比较时，不能仅仅依赖量表翻译和表面效度验证，而必须深入探究关键文化概念（如“达摩”）的本地含义及其对研究变量的潜在影响。 3. 实践指导价值：文章为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印度及南亚裔社群日益增长的职业指导需求背景下，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研究议程和实践指南。它强调，真正有效的、文化适宜的职业生涯干预，必须建立在深刻理解服务对象的宗教文化根基之上，尤其是要正视种姓这一持续存在的社会现实。 4. 社会公正关怀：通过聚焦“达摩”与种姓的联系，论文将职业发展议题与社会正义、不平等问题紧密连接起来，呼吁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边缘化群体在职业道路上所面临的独特而深层的文化心理障碍，体现了深刻的伦理关怀。
Kyle M. Inselman的这篇论文是一篇高质量的综述与理论性文章，它不仅厘清了关键概念，批判了现有研究范式的不足，更为未来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开展更严谨、更公正、更有效的职业心理学研究和实践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