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报告：最低刑龄制度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困境与出路——基于“邯郸13岁男孩被害案”的思考

作者及发表信息
本文由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姜敏教授与时雪涵博士研究生合作完成，发表于《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0卷第4期，DOI编号10.11835/j.issn.1008-5831.fx.2024.04.002。研究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球视野下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研究”（21AFX011）支持。

研究背景与主题
本文围绕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核心争议展开，以2024年3月邯郸市3名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故意杀人案为切入点，探讨我国现行最低刑龄制度在应对低龄恶性犯罪时面临的困境。研究领域涉及刑法学、少年司法制度及法律史学，旨在回应社会舆论对“未龄不责”“低龄轻责”等问题的质疑，同时平衡法律拟制、报应主义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原则之间的价值冲突。

主要观点与论据

1. 法律拟制的局限性
   文章指出，刑事责任年龄的本质是一种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即通过年龄界限统一推定未成年人的责任能力，但现实中个体认知能力差异显著。例如，部分未达年龄标准的“早熟”未成年人可能具备完全辨认能力，而刚过年龄界限者可能存在心智不成熟的情况。这种“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矛盾在邯郸案中凸显：3名嫌疑人因未满14周岁，仅能通过专门矫治教育处理，引发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作者援引《刑法》第17条及汉代“上请廷尉”的弹性司法传统，论证刚性年龄标准需结合个案裁量的必要性。

2. 报应主义与特殊保护的冲突
   研究分析认为，公众对严惩未成年犯罪者的诉求源于朴素的报应正义观（retributive justice），但现代刑法强调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优先。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条确立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与《刑法》第17条“从轻减轻处罚”规定形成张力。作者引用福柯的刑罚理论，指出报应主义可能加剧社会对立，而唐代“恤幼”思想（如《唐律疏议》对7岁以下儿童免刑）为我国提供了历史借鉴，主张在报应与保护间寻求动态平衡。

3. 舆论修法与刑法谦抑性危机
   文章批评《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刑事责任年龄至12周岁是受舆情驱动的被动调整，可能导致刑法干预过度扩张。例如，2019年大连案后修法虽回应民意，但未能根本解决低龄犯罪问题。作者引用数据指出，国际普遍将刑责年龄下限设为14周岁（如《儿童权利公约》第24号一般性意见），并强调需通过“严而不厉”的轻刑化结构维持刑法谦抑性（principle of restraint）。

4. 历史经验与制度优化路径
   研究梳理了中国古代弹性立法模式：

   • 汉代至清代：采用“相对弹性”标准（如7-10岁犯死罪需“上请”皇帝裁决）；
     
   • 罪行分级：唐代以“列举罪名+法定刑界限”划分责任层级（如谋反、杀人等重罪单独列明）。
     据此，作者提出三方面改革建议：
     
   • 立法弹性化：在保留12周岁最低年龄基础上，引入司法个案评估机制；
     
   • 处罚均衡化：缩小年龄界限上下处罚差距，强化专门矫治教育制度与刑法衔接；
     
   • 罪行系统化分级：以法定最高刑为标准构建严密法网，避免处罚范围无序扩张。

研究价值与亮点
1. 跨学科视角：融合刑法学、法律史学及社会学分析，揭示制度困境的深层文化根源；
2. 历史比较创新：系统梳理中国古代“恤幼”立法实践，为现代制度设计提供本土化参考；
3. 对策可行性：提出的弹性模式与分级处遇制度（graded response system）兼具理论严谨性与实操性，对完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具有直接指导意义。

结论与启示
本文呼吁立法者超越“个案-舆情-修法”的被动循环，通过弹性化、系统化的制度设计平衡社会正义与未成年人保护。其价值不仅在于解决刑事责任年龄的技术争议，更为构建符合中国法治传统的少年司法体系提供了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