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连》（Partial Connections）是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玛丽莲·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于2004年出版的专著，该书最初于1991年由大洋洲社会人类学协会（association for social anthropology in oceania）首次出版。本书并非报告一项单一的实证研究，而是一本对人类学理论、书写实践与比较方法进行深度反思的理论著作。它由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社旗下的Altamira Press出版。

本书的核心议题，也是其最根本的理论关怀，在于探讨和反思人类学知识生产的固有困境与可能性。具体而言，斯特拉森聚焦于人类学家在处理民族志材料、进行跨文化比较时，因“尺度切换”（scale switching）而产生的一系列悖论与挑战。全书结构性地回应了一个叙事难题：如何同时处理人类学内部关于书写与表征的理论论辩（主要涉及西方知识生产的模式），以及对特定区域（美拉尼西亚）进行跨文化比较的可能性，而不使其中任何一方沦为另一方的附庸。这个结构性问题本身，也恰恰模仿了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与分析写作中始终面临的“比例失调”（disproportion）的困境。

斯特拉森指出，人类学工作的内在复杂性源于一个核心实践：尺度切换。这包含两种主要操作秩序（orders of perspectives）。第一种是“领域化”（domaining），即观察者在不同的分析领域（如经济、政治、宗教、美学）之间切换视角，对同一现象（例如仪式性交换）进行不同维度的分析。第二种是“放大/缩小”（magnification），即改变观察现象的规模尺度，例如从分析单个交易行为转向分析多个交易，或者从单一社会的制度转向区域性的比较。这两种秩序都根植于西方多元主义（pluralism）的文化认识论中，其核心是将世界视为由无数个体、类别或关系构成的实体集合，而任何分析框架都只能对这些实体的特性进行“部分的”（partial）描述。

尺度切换产生了两项关键且相互关联的效应。首先是“倍增效应”（multiplier effect）。当观察者改变视角时，总会发现新的联系、新的细节、新的子问题，从而使现象显得无限复杂。例如，当从远距离追问美拉尼西亚是否存在“成人礼”制度，到近距离检视具体实践时，“成人礼”这一看似统一的范畴会碎片化为多种迥异的实践，其间的差异可能与“有无成人礼”这一宏观差异同样显著。其次，与倍增效应相伴而生的是“信息流失”（information loss）。聚焦于某一尺度（无论是特定领域还是特定规模）必然导致对其他尺度细节或视野的遮蔽，例如用关于社会化的概括性论述替代对某个青春期仪式的具体描述。

斯特拉森认为，人类学家长久以来被一种“比例失调”的感觉所困扰，即在个案深度描述与广泛理论概括、民族志细节与宏观分析之间难以取得平衡，总觉得任何单一视角都不“足够”。然而，她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反论：尽管尺度切换带来了信息内容的倍增或流失，但信息的“量”（amount）或感知的“强度”（intensity）可能保持恒定。也就是说，分析一个单一个体（如一位仪式专家）所需投入的智力活动（分类、比较、关联）的复杂程度，与分析一个由许多个体组成的法人团体（如一个氏族）是相当的。一个“小”事物通过恰当的分析框架（如转喻），所能揭示的意义可能与一个“大”事物一样多。这种恒定性源于观察者/行动者所进行的智力活动本身。

本书用了大量篇幅，将上述抽象的理论探讨与美拉尼西亚（尤其是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的民族志材料及人类学争论具体结合。她分析了两个令人困惑的现象，这些现象使人类学家试图通过调整尺度来建立秩序感的努力受挫。

第一个现象是“中心的漂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被视为核心或至关重要的事物各不相同。例如，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对山岳奥克（Mountain Ok）人群的研究强调宗教信念的中心性，而达里尔·费尔（Daryl Feil）对中央高地（Central Highlands）的研究则聚焦于财富积累的生产策略。当“宗教”和“经济”作为分析领域本应具有普适性时，却在经验材料中表现出不平等的“分量”——在某个社会中，宗教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变异并有效区分了不同社群，而在另一个社会中，经济生产则扮演了这一角色。这种分析领域与经验重心之间的不匹配，造成了比例失调感，也挑战了跨文化比较中预设的恒定分析范畴。

第二个现象是“尺度的内爆”。在某些情况下，相似的数据模式或结构关系会在不同的尺度上重现，无视了分析者预设的规模层级。例如，雷娜·莱德曼（Rena Lederman）指出，在门迪（Mendi）社会中，个体交换伙伴关系与法人氏族关系并存，其组合方式使得“人类学家用于区分不同社会的、彼此对立的模型，似乎在行动者的现实中一同出现了”。具体来说，门迪人既像哈根（Hagen）人那样展示财富，又像维鲁（Wiru）人那样在公共分配中喧闹。更典型的例子是高地常见的“转喻”（metonymy），即用单个人的身体来类比整个氏族群体的特性，反之亦然。这意味着，用来区分“大人物社会”（great man society）与“强人社会”（big man society）这类高阶类型学的原则，可能在一个社会内部的人际差异（如兄弟间的长幼之别）中重现。这使得旨在划分层级（如个人 vs. 群体， 社会类型A vs. 社会类型B）的比较分析变得复杂，因为区分性原则在系统内部被复制了。

通过上述分析，斯特拉森引导读者从一种“多元的”（plural）世界观，转向一种“后多元的”（postplural）认识。在多元视角下，世界由众多可枚举的实体和视角构成，承认任何视角的“部分性”（partiality）。而后多元的认识则更进一步，它意识到，不仅每个视角是部分的，而且没有任何一个视角能够提供它所预设的那种总体化（totalizing）视野。当我们同时意识到视角的倍增效应和替代效应时，“视角”本身作为一种认识论框架就失效了。我们不再是在不同的、可选择的视角之间切换，而是面对着一个所有连接本身就是“偏连”的世界——这些连接既是部分的、不完全的，也是构成性的。

斯特拉森将跨文化比较视为所有描述性活动的典范。她剖析了两种支撑比较方法的常见空间意象：其一是“区域地图”（regional map）意象，将概括视为区域，差异视为社会分界线，高阶与低阶命题对应远近关系；其二是“分叉谱系”（bifurcating genealogy）或“谱系树”意象，体现概念的层级与衍生关系。这两种意象都预设了某种恒常性：地图意象预设了无论怎么重绘都能被识别的中心点；谱系意象则预设了由内在原则决定的封闭系统与可能的转化轨迹。然而，美拉尼西亚的材料不断挑战这些恒常性：试图构建综合配置（如区域文化复合体）可能只发现无尽的万花筒式排列，没有稳定的中心（“没有地图”）；而试图应用恒定原则（如互惠原则、领袖类型）构建社会类型学，则可能发现这些原则在体系内部被复制，从而模糊了类型之间的边界。

本书的意义与价值是多层次的。在理论层面，它是对人类学认识论一次极具原创性和深度的批判与推进。斯特拉森没有提供解决“比例失调”的简单方案，而是将这种困境本身理论化，将其揭示为西方特定知识生产模式（基于实体论、多元主义、尺度切换）的内在产物。这促使研究者反思自身分析工具的文化特定性，以及对“复杂性”的感知本身是如何被建构的。

在方法论层面，本书对跨文化比较实践提出了根本性质疑，同时也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它警告我们不要天真地相信通过调整分析尺度就能获得更“完整”或更“正确”的图景，因为尺度切换本身就会创造特定的盲点和悖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连接本身“部分性”的承认与关注——即“偏连”。这鼓励人类学家更加关注那些看似矛盾、不匹配、跨尺度复现的现象，将其视为理解当地社会逻辑的关键，而非需要被“解决”的分析噪音。

在民族志写作层面，本书本身就是一次理论写作的示范。其结构刻意模仿了它所分析的困境，将理论思辨与区域比较交织在一起，避免了使一方沦为另一方的附庸。它展示了如何将写作的叙事问题与研究的实质问题相结合。

本书的亮点在于其高度的理论自反性、对核心认识论困境的精妙剖析，以及将抽象哲学思考与具体民族志案例紧密结合的能力。斯特拉森没有依赖晦涩的行话，而是通过清晰剖析人类学家的日常实践（比较、概括、切换视角）来揭示深层的理论问题。她提出的“尺度切换”、“倍增效应/信息流失”、“比例失调”、“后多元”、“偏连”等概念，为理解人类学乃至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分析工具。尽管聚焦于美拉尼西亚和人类学，但其对知识、复杂性、比较和表征的思考，对历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众多学科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