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罗伯特·赫明斯（Robert Hemmings）撰写的学术论文，题为《现代性的客体：飞机、男性气概与帝国》（modernity’s object: the airplane, masculinity, and empire），发表于《批评》（Criticism）期刊2015年春季号“批判性航空研究”特刊，由韦恩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文属于类型a，即单一原创研究论文。以下为该研究的详细学术报告。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本文属于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领域，具体而言，是在物理论（object theory）和男性气概研究（masculinity studies）的交叉视角下，探讨飞机（airplane）作为一种现代性客体（object of modernity）在20世纪初期文化文本中的表征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复杂关联。

研究的核心在于探讨飞机如何从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观（spectacle）演变为一种与男性气概和帝国命运紧密纠缠的能动客体（object agent）。作者指出，早期飞行爱好者如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将飞机视为新时代“征服大军”的先驱，其话语本身就内嵌了军事与帝国征服的逻辑。然而，飞机的实际发展轨迹——如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s）早期与英国战争部的秘密交易——从一开始就证明了其与帝国军事力量的共谋。

研究旨在通过分析不同媒介（科幻小说、拼贴画、现代主义小说和现代绘画）中的飞机表征，论证飞机如何作为现代性的典范客体，它一方面拥抱了令人震惊的新奇感，另一方面又通过“物质泛灵论”（material animism）的修辞策略来控制其颠覆性力量。这种泛灵论将飞机与凶猛的动物世界连接，是一种怀旧策略（nostalgic response），用以驯化技术带来的陌生感。研究进一步揭示，尽管飞机被赋予了有机活力，但它最终无法挽救欧洲帝国的衰落，反而成为帝国衰落进程中的能动见证者与参与者。

二、研究流程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比较文学与视觉文化分析的方法，选取了四个不同时期、不同媒介的关键文本，每个文本作为独立分析单元，共同构成本书的论证链条。

流程一：分析H. G. 威尔斯（H. G. Wells）1908年的科幻小说《空中战争》（The War in the Air）。 作者将此小说视为一种预言性文本，详细剖析了其中两种男性气概原型及其与飞机客体的关系。首先是发明家巴特里奇（Butteridge），他的飞机被描述为像鸽子、蜜蜂或黄蜂，这种“物活论”式比喻将颠覆性的新技术纳入熟悉的自然范畴，以缓解焦虑。巴特里奇代表了一种过时的骑士精神男性气概，他虽自称“帝国英国人”，却将私人情感（为一个女士雪耻）置于帝国利益之上，这导致其发明落入敌手，引爆世界大战。其次是主角斯莫威（Bert Smallways），一个起初狭隘、无国家忠诚的小人物。作者认为，正是在意外接触并操控飞机后，斯莫威的侵略性和占有欲被激活并导向帝国行为，体现了一种通过掌控机器而构成的帝国男性气质。然而，飞机并未带来帝国的胜利，反而促进了全球战争与帝国崩溃。威尔斯通过将飞机描绘为具有破坏力的、非人化的“空中的怪物”，揭示了这一技术客体既是帝国男性气概的延伸，又最终反噬帝国本身。

流程二：分析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1921年的拼贴画《无题（杀戮飞机）》（Untitled (Murdering Airplane)）。 研究转向一战后的视觉艺术。赫明斯将该作品置于达达主义对战争创伤的回应，以及对法西斯主义所颂扬的机械-男性身体崇拜的批判这一语境中。他采用了哈·福斯特（Hal Foster）的“单身机器”（bachelor machines）概念，但指出恩斯特的这幅拼贴画有其特殊性。作品通过照片拼贴技术（fatagaga），创造了一个半人、半机器的怪物式飞机。关键发现在于，作者辨识出飞机的“人类部件”来源于一位女性舞者的照片。这不仅使原本高度男性化的战争机器被赋予了具有威胁性的女性特质，彻底颠覆了法西斯的军国主义男性气概美学，也通过这种怪诞的性别混杂，象征了现代战争的总体毁灭性，它不分性别地将一切卷入其中并予以碎片化。画中被摧毁的景观和逃避的士兵，进一步剥离了自然世界的抚慰可能，暗示了“母亲机器”（mother machine）取代了“自然母亲”。

流程三：分析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925年的小说《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中的飞机空中写字场景。 此部分考察了战后和平时期飞机奇观的暧昧性。研究挑战了认为小说中的飞机纯属“轻浮”或“无威胁”的解读，指出飞机的出现“不祥地钻入”人群耳中，其轰鸣声关联着一战期间德国空袭的创伤性记忆。对于患有弹震症（shell-shock）的退伍军人赛普蒂默斯（Septimus Smith）而言，飞机看似美妙的烟雾文字起初带来狂喜，但最终将他引向创伤的源头与战友死亡的幻象，揭示了其无法履行坚毅的军事男性气概（masculinity）脚本的事实。与此同时，飞机本身却获得了男性化能动性（masculine agency）。观看飞机的登普斯特太太幻想其中“优秀的年轻小伙”，其想象从飞机拓至画眉鸟敲打蜗牛的暴力场景，完美体现了暴力从技术客体向自然界的位移。伍尔夫同样运用了自然隐喻（如鸟）来包裹飞机的威胁，但这种威胁始终在场。

流程四：分析保罗·纳什（Paul Nash）二战期间创作的关于英国战斗机的绘画与文章。 作为对比，研究展示了在帝国面临存亡危机时，飞机的“物质泛灵论”如何被导向爱国与英雄主义叙事。纳什在《飞机的个性》等文章中，明确将飞机视为拥有“迷人的怪物”般个性、兼具动物性和人性的“准主体”（quasi subjects）。例如，他将惠灵顿（Wellington）轰炸机比作虎鲸，将布伦海姆（Blenheim）飞机描绘为“可靠、友好、值得信赖”的角色，这恰是战时英国温和、正派的霸权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的化身。在他的绘画《不列颠之战》（Battle of Britain）中，人类飞行员完全被吸纳进机器的金属皮肤之下，飞机的蒸汽尾迹如同一种英雄主义的空中书法，书写着保家卫国的胜利叙事。这种将机器的力量来源回溯至前现代的、有机的怪兽世界的修辞，再次成为一种怀旧策略，旨在缓解对现代技术毁灭力量的恐惧，并将其力量重塑为保卫收缩中的帝国/民族国家的正义之力。

三、主要研究结果与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作者得出了贯穿现代主义文本的一个核心悖论：艺术家和作家们在呈现飞机时，总是同时伸张其惊悚而新奇的可能性，又通过各种修辞策略来缓解其危害性。最核心的策略便是“物质泛灵论”，即赋予飞机以动物的、有机的，甚至是人类的“个性”与生命力。这是一种怀旧的置换行为，将陌生的、无政府式的技术威胁，嫁接到熟悉的、尽管仍是暴力的自然世界上，从而实现一种心理上的抚慰。飞机由此成为一个融合了人、机器与自然意象的“奇美拉”（chimera）式混合体，这正是勒·柯布西耶所言的人类“捕获了奇美拉”的真意——如何处置这个怪物成为问题的核心。

文章最重要的结论是：尽管存在这种怀旧式的、有时甚至模糊性别的驯化努力，飞机依然无法摆脱其与帝国命运和男性气概的深刻纠缠。从威尔斯预言式的帝国崩溃，到恩斯特对战争恐怖的女性化反讽，从伍尔夫笔下萦绕不去的和平阴影，再到纳什为保卫衰微帝国的呐喊，飞机始终是现代性的、无与伦比的帝国能动客体。它不仅因战争而发展，更在文化想象中，深刻地铭刻了从帝国巅峰到帝国衰落的整个过程，成为巡逻在帝国不断收缩的边界上的、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性物体。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在于，现代技术客体与人类主体的关系是冲突性的，客体的“物性”（thingness）总会以其能动性反对主体的良好愿望，飞机的军事工具性就反复压制了人类将其与自由、自然解放相连的浪漫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