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2025年的*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第11卷第1期，由来自南丹麦大学文化语言系、丹麦高级研究学院、华南农业大学生态语言学中心以及西南大学国际学院的Sune Vork Steffensen撰写的生态语言学领域综述性文章。这篇文章旨在对当代生态语言学进行一次全面而细致的“测绘”（survey），系统梳理自1990年代初以来，该领域围绕“语言如何在人类、其他物种与自然环境互动中发挥作用”这一核心关切所发展出的众多子领域和研究路径。文章不仅通过文献精读进行定性分析，还创新性地使用了文献计量学工具VOSviewer对Scopus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进行定量分析，从而揭示出学科的内部结构和发展趋势。

生态语言学的发展脉络与范围界定

文章开篇追溯了生态语言学的思想起源，明确指出其作为一种学术事业的驱动力是对地球生命的关切。它源于两个主要传统：一是Einar Haugen（1972）提出的“语言生态学”，关注多语环境下的语言互动、规划和学习等社会文化生态；二是Michael A. K. Halliday（1990）在应用语言学中注入的生态关怀，他强调增长主义、物种灭绝和污染等问题同样是应用语言学界需要面对的挑战，这直接导向了对语言与生态系统之间纠缠关系的考察。

然而，作者基于最新的文献计量证据（Steffensen, 2024）指出，传统上认为生态语言学包含Haugen和Halliday两大并立传统的观点已不再成立。当代文献所公认的生态语言学范围已经收窄，主要聚焦于研究“语言对人类、其他生物及物理环境之间生命维系关系的影响”（Alexander and Stibbe, 2014），或更晚近的“人类-环境关系中的言说行为（languaging）与生物生态（bioecologies）”（Steffensen et al., 2024b）。这意味着，当前生态语言学的核心是语言的“自然生态”和“认知生态”，而非泛化的社会文化生态。

研究方法：文献计量与精读的结合

为了系统地“测绘”这一经过重新界定的生态语言学领域，本文采用了独特而严谨的方法组合。方法论的核心是文献计量分析与深度文献精读相结合。具体流程如下： 1. 数据采集：以Scopus数据库为主要数据源（2024年4月9日提取），使用检索式“title/abstract/keywords = ecolinguist* AND language = English”，共获得292条文献记录。选择Scopus是因为其作者关键词（author keywords）更为规范、清洁。同时，为弥补数据库收录范围的局限（尤其是专著），作者手动补充了部分未被Scopus收录的重要文献。 2. 数据处理与可视化：仅使用出现频次≥2次的作者关键词，经过筛选后，将剩余关键词导入文献计量软件VOSviewer。该软件能够基于关键词的共现关系生成可视化图谱，节点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频次，颜色代表其所属的聚类（cluster），连线表示关键词间的关联强度。 3. 分析与解读：作者对生成的图谱（文章图1）进行了深入解读。图谱以“ecolinguistics”为核心节点，周围延伸出多个不同颜色的聚类，形象地展示了生态语言学的子领域结构。图谱中关键词的位置（靠近中心或处于边缘）和关联，被用来推断各子领域的主流程度、内在联系以及新兴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作者结合对代表性文献的深度阅读，对每个子领域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评价。

当代生态语言学的十一大子领域

通过上述方法，文章系统性地梳理并提出了当代生态语言学由以下十一个子领域构成：

一、 话语导向的生态语言学 这是生态语言学中历史最悠久、占比最大的分支，与话语分析（尤其是批判性话语分析）紧密相连。其早期代表是Richard Alexander（2009）结合语料库方法对各类环境话语（企业报告、政治演讲、媒体文章等）的批判性分析。更具影响力的是Arran Stibbe的系列工作，他发展了一套包含意识形态、框架、隐喻、评价等工具的“工具箱”，并引入了“生态哲学”（ecosophy）作为评价话语背后“故事”的伦理框架。这一传统强调批判性分析与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的并存，既揭露破坏性叙事，也寻找和推广有益的生命故事。其研究热点主要包括气候变化话语和旅游话语的生态批判。

二、 语料库辅助的生态语言学 这一分支系统地将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引入生态话语研究，旨在通过大规模文本的定量分析揭示话语趋势，再结合定性分析进行深度解读。代表学者如Robert Poole，他倡导“语料库辅助话语研究”，将地理信息系统等工具与之结合，分析了采矿、树木表征、塑料回收等广泛议题。该方法增强了研究的系统性和说服力，但核心仍服务于话语分析的目的。

三、 生态文体学 这是一个较新的发展方向，由Andrew Goatly等人倡导，将文体学的精细文本分析方法应用于生态主题的文本（如环境组织网站、文学作品）。代表人物Daniela Virdis通过分析“自然”、“环境”、“可持续性”等“标记词”在文本中的使用，探讨有益话语策略。它关注文学和艺术文本如何塑造我们对环境、地方和可持续性的感知。

四、 叙事学生态语言学 可视为Stibbe“我们所赖以生存的故事”框架的深化和拓展，近来受到Erin James“生态叙事学”的影响。Stibbe的新著《生态叙事》系统阐述了如何分析及评估“生态叙事”——即我们理解世界（包括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基本认知结构。研究案例包括分析环保运动中的“皈依叙事”、探索后疫情时代“生态中心主义讲故事”的必要性等。叙事学方法与身份、地方归属感研究紧密相连。

五、 身份导向的生态语言学 关注生态或环境身份（ecological/environmental identity）如何在话语中构建，以及这种身份如何影响人与环境的关系。研究范围从企业生态身份、诗歌中的生态身份表达，到数字游戏中的虚拟生态身份。其中，Nadine Andrews的研究将生态语言学方法与解释性现象学分析结合，探讨了个体“与自然联系感”的波动状态，揭示了某些语言模式可能削弱这种联系感，强调了培养生态身份需要时间和具身的投入。

六、 民族词汇生态语言学 这是一个具有鲜明区域特色（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学者）的研究路径。它不关注抽象的话语理论，而是深入到具体的社区和生态系统中，通过田野调查、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系统收集和分析与当地动植物、农业实践、森林管理、传统医药相关的特定词汇（“生态词汇”）。其核心论点是：这些词汇不仅反映了社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更承载着深刻的文化信仰、土著知识和“地方智慧”，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例如，对巴厘岛“村规”（awig-awig）中生态条款的研究，揭示了语言在保存生态智慧中的重要作用。

七、 生态话语分析与和谐话语分析 这是两个源自中国的重要理论发展，均深深植根于系统功能语言学，但发展出了不同的路径。 1. 生态话语分析：以何伟等学者为代表的“北京学派”提出。它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分析框架上，叠加了一个明确的、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儒、道、墨家思想）和现代外交理念的“生态哲学”作为评价标准，旨在分析话语的生态取向（有益性、中性或破坏性），并试图提出引导生态行为的指南。研究案例多集中于政治、外交和媒体话语分析。 2. 和谐话语分析：以黄国文等学者为代表的“广州学派”提出。它批评普遍性生态哲学的“理想主义”倾向，强调分析必须适应本土语境（文化、传统、政治经济背景）。其哲学基础是“中国人文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整体。更重要的是，它明确将语言视为自然的一部分（承接Halliday的“语义发生”观），并试图与“土地感知生态学”这一中国本土的景观生态学分支进行跨学科融合，提出了“语言土地感知”概念，探索语言如何能切实影响人们的亲环境行为效能感、知识和关切。这一路径显示出更强的实践和应用导向。

八、 认知生态语言学 这是生态语言学中最前沿、最具哲学颠覆性的分支之一。它摒弃将语言视为大脑内部符号系统或独立社会建构的传统观点，转而从第三代认知科学（具身认知、生成认知、分布式认知）和生态心理学中汲取灵感。代表人物包括Sune Vork Steffensen、Stephen Cowley、Alexander Kravchenko等。 * 核心观点：语言不是存在于头脑中的“东西”，而是活生生的、具身的、在人与环境互动中涌现的“言说行为”（languaging）。它是一种“生命系统”的 orientational activity，弥合了生物性与文化性。 * 关键理论：“扩展生态假说”认为，语言构成了一种“扩展的生态”，它既利用祖先经验为我们提供行动支架，也约束着我们应对新生态挑战（如气候变化）的方式。这为连接个体层面的认知活动与大规模的社会文化结构提供了理论框架。 * 意义：这一视角旨在从根本上克服生态语言学中长期存在的“语言/符号领域”与“环境/非符号领域”的二元分立，将说话者重新定位为嵌入环境关系网的“生命系统”，从而为理解语言在人类-环境关系中的物质性、具身性作用开辟了新道路。

九、 教育生态语言学 关注如何在教育环境中培养“生态素养”。例如，在商务沟通课程中引入生态语言学分析，培养学生的批判性语言意识；研究如何通过和谐话语分析识别在中国语境下发展生态素养的关键路径。其最终目的是唤醒生态意识，鼓励主动获取生态知识，并促进行为改变。

十、 去殖民化与跨学科生态语言学 这是一个正在兴起的趋势，强调挑战生态语言学内部潜在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和理论框架，呼吁纳入更多非西方的认识方式和知识体系。同时，它也强调与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生态学等其他学科的深度融合，以更全面地理解语言-环境-文化的复杂交织。文中提到的Martin Döring等人将生成主义语言观与人文地理学中“超越人类”的方法相结合，对瓦登海海景进行民族志研究，便是跨学科实践的典范。

论文的价值与挑战

本文的学术价值在于： 1. 系统性与创新性：首次结合文献计量学与深度文献综述，对生态语言学进行了全景式、结构化的梳理，清晰勾勒出包含十一个子领域的当代学科版图，超越了以往概述性文章的局限。 2. 批判性与前瞻性：不仅描述现状，还对各个子领域的方法论优缺点、理论深度进行了敏锐的点评。特别是指出了话语主导传统可能存在的“语言-环境”二元论局限，并高度评价了认知生态语言学和中国的和谐话语分析/土地感知生态学融合路径所带来的理论突破潜力。 3. 平衡性与全球视野：文章涵盖了来自欧洲、北美、亚洲（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丰富研究成果，注意到了不同学术传统的特点与贡献，尤其是将非西方视角的研究（如印尼的民族词汇学、中国的和谐话语分析）纳入主流论述，促进了学科的国际对话。

在结论部分，作者提出了当代生态语言学面临的两大挑战： * 叙事重复与经验证据缺乏：某些关于该领域的比喻和叙事（如两大传统并立）在不断重复，但缺乏足够的经验证据支持。 * 内部批判与辩论的缺失：学科内部缺乏充分的批判性讨论和辩论，可能妨碍其理论深度和发展。

这篇综述不仅是一份详尽的“地图”，指引研究者了解生态语言学的复杂地形，更是一份“诊断书”和“倡议书”，在肯定学科丰硕成果的同时，指出了其内在张力与发展方向，呼吁走向更具批判性、更注重经验基础、更深入跨学科融合，并且真正将语言视为生态现象本身的未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