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四川外国语大学法语学院的教授唐果（Tang Guo），研究发表于学术期刊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023年第15卷第5期。论文的标题为“the ethical writing in voltaire’s the orphan of china and an exploration of his pragmatism”（中文题为：《中国孤儿》的伦理书写与伏尔泰的实用主义探究）。

这是一篇针对伏尔泰戏剧《中国孤儿》的深入批评与阐释性论文。文章的核心话题是：在文学伦理学批评（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的框架下，探讨伏尔泰如何在其改编剧《中国孤儿》中，利用儒家伦理元素来解构一系列西方古典悲剧中的二元对立，并借此阐述其“开明专制”的政治理念，展现其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实用主义立场。

论文的主要论点结构清晰，层层递进，具体阐述如下：

论点一：伏尔泰通过重塑人物形象，解构了传统的善恶二元对立，展现了道德进步的可能性。 作为立论基础，文章首先对比了元杂剧《赵氏孤儿》与伏尔泰《中国孤儿》在人物塑造上的根本差异。纪君祥的原著遵循鲜明的善恶对立模式，反派屠岸贾是纯粹的“恶”的化身。而伏尔泰则打破了这种“非黑即白”的模式，创造了一个核心的中间人物——成吉思汗。他并非单纯的恶人，而是一个“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英雄”，性格复杂多元，集善战、钟情、凶狠于一身。作者指出，伏尔泰通过构建一个由“静态的善”（伊达美、扎姆梯夫妇）、“静态的恶”（副将奥克塔）和“动态变化的中间者”（成吉思汗）组成的三角人物框架，取代了原著的简单二元结构。这一解构的关键手段是引入了儒家道德元素。成吉思汗在整个剧情中经历了一个“内心的儒家化过程”，从一个试图灭绝前朝遗孤的征服者，最终被儒家文人的品德所感化而宣布大赦。这个过程本身就象征着善恶的转换和文明的升华。作者引用剧中扎姆梯的台词“何用崇尚美德之光？……然皆成徒劳，智慧遭践踏”，来体现伏尔泰对启蒙时代“道德无用论”的回应。成吉思汗的转变正是伏尔泰的答案：即便最初缺乏道德导向的强权者，在理解道德真谛后，也能朝正义转变，从而证明了道德进步是一个可以通过理性认知实现的过程，而非与理性对立的。

论点二：伏尔泰借由剧中人物的道德教化过程，解构了理性与道德的对立，并构建了其“开明君主”德政体系。 在解构善恶对立的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深入，探讨伏尔泰如何处理理性与道德的关系。作者指出，伏尔泰反对当时部分思想家将理性置于道德对立面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儒家思维本身就是一种“实用理性”。在《中国孤儿》中，美德被描绘成可以复制与习得的。伊达美希望通过善政“驯服”成吉思汗这头“猛狮”，使其适应文明的风俗礼仪，这引出了伏尔泰的核心政治理想：“君主与道德家联盟”的开明专制。文章详细分析了成吉思汗心理转变的独白，例如他反思战争带来的痛苦，惋惜被自己摧毁的中国文化。这些内心挣扎标志着人物从“自然意志”向“理性意志”的过渡。作者将这一分析与伏尔泰的其他历史著作（如《风俗论》、《路易十四时代》）联系起来，指出伏尔泰通过对中国康熙王朝等儒家化社会的推崇，形成了一种政治愿景：即依靠道德秩序建立的君主专制是科学理性之本，君主必须服从以道德为基础的社会效益与法律。成吉思汗被儒家美德“降伏”和“驯服”的情节，生动地演绎了道德如何引导君主克服情感与冲动，实现个人与社会的“进步”，从而反驳了卢梭等人对“进步”理念的悲观看法。这一部分论证表明，在伏尔泰看来，道德不是理性的对立面，而是理性意志在政治实践中的核心体现，是开明君主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基石。

论点三：伏尔泰通过戏剧冲突的解决，解构了专制与“利他”的对立，展现了道德对君主权力的调和与转化作用。 论文的第三个主要论点聚焦于更具体的政治伦理矛盾，即专制权力与利他主义的关系。文章承认，启蒙运动普遍关注专制的罪行，但伏尔泰本人的态度更为复杂。他在赞美彼得大帝等强势君主的同时，又在《中国孤儿》中探讨专制权力的限度。作者认为，伏尔泰的解决方案是强调儒家道德的调节功能。剧中，成吉思汗最初的统治基于“暴君的傲慢无礼”，但在接触儒家思想后，他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将个人的“认知理性”和“一己德性”（如明智、自制），转化为在政治实践中“利他”的“道德德性”。伏尔泰从孔子“以道德担当对抗权威”的思想中看到了道德对君主政治主体性的积极塑造作用。文章指出，剧中儒家官员伊达美和扎姆梯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们客观上“表达了人民对现实权威的不满”，从而“缓和了君主与人民的直接冲突”。而成吉思汗最终在“专制”与“利他”之间找到融合点，并宣称被“尔等之美德”所驱使，这标志着道德成功地将专制的暴力潜能转化为服务于公共利益（“天下为公”）的权威。这一解构过程展示了伏尔泰的理想：精英（儒家士大夫/哲学家）以其道德规范框架，协助君主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实现“道尊于势”的治理模式。这不仅是戏剧情节，也是伏尔泰对法国君主政体的期待与建言。

论点四：伏尔泰对二元对立的层层解构，最终导致了戏剧文体本身的“裂变”，即从传统悲剧向悲喜剧的转化，这反映了其作品深刻的伦理教诲功能和实用主义考量。 论文的最终论点上升到文学形式层面，指出上述所有伦理层面的解构（善恶、情理、专制利他），合力造成了《中国孤儿》在戏剧体裁上的创新。作者回顾了西方古典悲剧（以拉辛、高乃依为代表）的范式：结局往往走向毁灭，冲突不可调和。然而，《中国孤儿》却有一个“美德战胜野蛮的大团圆结局”，即逆境转为顺境的喜剧结构。文章分析了这种“文体裂变”的内在逻辑：伏尔泰将原著中本应是悲剧英雄的扎姆梯，与转变后的成吉思汗并列为“两个同样迷人的角色”，并将戏剧的核心张力从外部善恶斗争，转移到了成吉思汗内心的伦理冲突与道德觉醒上。主人公（成吉思汗）最终战胜困境（自身的野蛮），反映了政治开明的可能性，从而具备了喜剧特征。作者引用了该剧1755年在巴黎首演时的轰动场面（场场爆满、加演九场）以及当时评论家的反响（如拉·莫利埃尔的赞赏和格林等人的批评），来证明这种文体创新在当时引发的巨大关注与争议。支持者认为其蕴含的“英雄主义”自然且具有深刻的教诲意义；批评者则认为人物性格模糊，冲突被弱化，缺乏悲剧张力。文章认为，这些反响恰恰揭示了伏尔泰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实用主义思维。他的文体革新并非纯粹的艺术实验，而是服务于其政治伦理表达。通过创造一个乐观的、展现“进步”的结局，伏尔泰挑战了传统悲剧中固有的悲观伦理价值观，向观众传递了社会可以通过道德与理性获得改良的信念。这种对体裁规则的突破，本身即是其启蒙理念和务实态度的体现：他更关注文学作品能否有效传播思想、教化人心、参与社会讨论，而非拘泥于僵化的古典教条。

论文的意义与价值： 本文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为伏尔泰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虽然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早已被学界关注，但本文首次系统地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维度，深入剖析《中国孤儿》一剧的伦理书写，将文本细读、哲学思辨与历史语境紧密结合。其次，论文清晰地勾勒出伏尔泰如何以一部戏剧为媒介，进行了一次复杂的思想操作：即借助东方（儒家）文化资源，来反思和重构西方（启蒙时代）自身的核心伦理与政治议题，如道德与理性、权力与美德、进步与专制的关系。这深化了我们对启蒙思想内部多样性与复杂性的认识，也展示了跨文化叙事在思想传播与再生中的能动作用。最后，文章有力地论证了伏尔泰并非一个空想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关注现实的实务主义者”。他对“开明专制”的描绘、对文体规则的灵活运用、以及对道德教化功能的强调，都体现了其思想中强烈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倾向——即在承认现实政治结构（君主制）的前提下，寻求通过道德与理性的结合来实现渐进的社会改良。这篇论文不仅是对一部戏剧的解读，更是对一位启蒙哲人思想路径与政治情怀的深刻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