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报告：弗吉尼亚·伍尔夫《海浪》中的主体性与语言困境

作者： Lisa Marie Lucenti（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期刊： Criticism, 1998年冬季号，第40卷，第1期，第75-97页 出版方：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本文是一篇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海浪》的文学批评论文，属于类型b。报告将围绕论文的核心论点展开阐述。

本文的作者Lisa Marie Lucenti来自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论文发表于文学批评期刊*Criticism*的1998年冬季号。文章深入探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海浪》中主体性（subjectivity）的构建与消解问题，核心论点是：《海浪》中的六个人物声音不断在语言的媒介中寻求稳固的自我定义，但这种努力最终必然失败，因为语言本身具有虚无、延异（deferral）和替代的本质，所谓统一的、本质的“自我”只是一种必要的幻象；而那个“自我”消解的“骇人时刻”（appalling moment）正是主体直面自身虚无与死亡之无法命名性的时刻。

第一个核心论点：伍尔夫式的主体是一个悖论，它既是虚幻的，又是生存所必需的，且始终处于“延异”之中。 Lucenti首先通过引入多位学者的理论来构建她分析《海浪》的学术语境。她指出，大多数学者都同意伍尔夫笔下的主体性是复杂且充满歧义的。她特别赞同并引用了Makiko Minow-Pinkney的观点，后者借用克里斯蒂娃（Kristeva）的术语，将伍尔夫的人物描述为“过程中的主体”（sujets en procès）。这种主体永远在形式的水恒推迟中，其行动是“弥散与重组”之间的辩证。同样，Pamela Caughie也认为伍尔夫的人物并不呈现一致的理论，而是让读者对“理论化”本身产生自觉。在此基础上，Lucenti引入了尼采的观点，为理解这一悖论提供了哲学基础。她引用尼采《道德的谱系》的观点，认为“主体”仅仅是“语言的罗网”所施展的咒语，在“做”（doing）的背后并不存在一个“做事者”（doer）。然而，尼采也指出，这个虚幻的“自我”是一种“奇妙的幻象”，是人类为了忍受生命中的不和谐所必需的。因此，“自我”是一个双重悖论：在经验层面它“真正不存在”，但艺术和生命却完全依赖于这种“视角和幻象”的“光学法则”，依赖于一种“必要的错误”。伍尔夫自己也呼应了这一观点，称“我”只是“一个没有真实存在的方便称呼”。这一哲学背景为Lucenti分析《海浪》中六个人物各自以不同方式构建和维护自我幻象，并最终面对其破灭，奠定了总体的理论基础。

第二个核心论点：《海浪》中的六个人物——路易斯、内维尔、珍妮、苏珊、罗达和伯纳德——各自通过对“他性”（alterity）的投资来构建自我，但这些投资最终都无法抵御差异与死亡的侵蚀。 Lucenti分别详细剖析了每个人物的策略及其失败的必然性。路易斯因澳大利亚口音和被边缘化的身份感到自卑，他通过成为秩序与传统的守护者来确立自我。他沉迷于划清界限，试图“将你（世界）简化为秩序”，成为一名通过“精确算账”来殖民差异的征服者，甚至渴望那些排斥他的“穿黑袍的人”给予更多规训。然而，他所寻求的秩序恰恰将他永远定位为必要的“他者”，他的努力最终只是强制执行了自身的永久性排斥，无法解决真正的差异问题。内维尔则将对纯粹自我的追求投射到特定的、被爱恋的“他者”身上。他渴望语言的“精确”，仇恨伯纳德那些“边缘模糊”、没有恰当结尾的故事。他寻求一个能像“砍肉刀”一样将荒诞转化为“崇高”（sublime）的人，波西瓦尔就是这个角色。内维尔试图通过与这个无法阅读的、看似纯粹的他者的关系，获得一种战胜混乱的完整感。然而，这种完整感是自相矛盾的，它依赖于一种短暂易变的关系，且他最终意识到，那个“你”是可以被任何人替换的，这隐秘地承认了自我和时间的非静止性。珍妮是物质身体和公共表演的化身。她将自己的“我”定位在他人的凝视中，相信身体的物质性能保证身份的存续，声称自己的肉体“像灯笼”一样带来光明，让人相信“这就是一切”。但Lucenti引用福柯的观点指出，身体本身也是语言和社会的建构物，无法逃脱时间的侵蚀。珍妮最终的恐惧——下到地铁站——象征着她的舞蹈终究会被对死亡的认知所中止。苏珊则通过扮演母亲的角色，在大地和繁衍中寻找稳固的根。她憎恨父权制的学校和城市，但讽刺的是，她的生育行为——为国家繁衍“从印度带回战利品”的儿子——恰恰是在延续和支撑她所憎恶的殖民与国家权力体系。国家正是通过它的（表面上的）“他者”的身体实现了自我再生产。罗达与其他人的最大不同在于，她把自我消解的逻辑推向了极端。她坚信别人拥有“真实的世界”，而自己只是一个赝品，“没有面孔”，只能模仿他人。她无法越过那滩水，因为它映射出死亡的、“死尸般的”虚无面孔。Lucenti特别指出，罗达的悲剧并非她真的被排除于象征秩序之外，而在于她错误地相信“他人”是真正、本质的存在，而自己只是徒有其表的“像”。她的“花”无法送出，不是因为失败，而是因为她试图呈现那不可呈现的沉默、死亡和本体论上的纯粹。最终，她将这份无形的礼物抛给了死亡的激进他者——波西瓦尔。

第三个核心论点：语言的本质——尤其是代词“我”的游移性和无尽的隐喻替代——揭示了所有主体性尝试的虚幻性，伯纳德作为“短语制造者”，是这一困境的集中体现。 伯纳德试图通过讲述故事和制造短语来编织一个连贯的自我。他将语言视为保护自己免受世界冷漠凝视的坚硬外壳，他的笔记本就像路易斯的地图，是对语言的梳理。然而，伯纳德自己也意识到，“我们用短语彼此交融……我们制造了一个非实质性的领地”。Lucenti对代词的运作机制进行了深刻分析：“我”是一个可以被任何说话者暂时占据的位置，代词的无尽“替代”性——隐喻的污染——动摇了故事的连续性。伯纳德能成为拜伦，成为任何人，这表明身份总是一种“重现”，自我只是一个又一个的“影像之上的影像”。与《奥兰多》中那种愉悦的表演性不同，伯纳德始终相信在层层人格之下存在一个“整合的”本源自我。他不断试图抵达那个“真实的故事”，但最终陷入了幻灭。他发现语言充满了“逃避和古老的谎言”，他的短语就像衣柜里的衣服，任何人都可以穿走。他最终渴望一种情人般的“小小的语言”，一种能真空保存言说者的透明媒介，但这注定无法实现。伯纳德在故事中遇到的那个无法进行下去的“骇人时刻”，正是语言序列断裂、自我无法言说的时刻。此时，他手中握住的只是“一根绳子”和“几个硬币”——原本象征秩序之物成了无用的玩具和残余。Lucenti通过伯纳德的两个隐喻——镜子和钢笔——深化了这一问题：语言是如实反映现实的“镜子”，还是创造现实的“钢笔”？她指出，“思辨”（speculation）一词在词源上与“镜子”（speculum）相连，既是风险投资，也是通过反射的颠倒。这意味着，当心灵通过语言这个“钢笔”去创造或“思辨”时，它最终发现的只是投射在“他者”身上的自我形象。自我既是抵押物，又是担保人，“是”与“看似”之间的界限便崩塌了。

第四个核心论点：波西瓦尔是虚假中心与“空白”的象征，而死亡作为终极的、无法被叙述的东西，是文本中一切意义滑落和“骇人时刻”的根源。 Lucenti剖析了波西瓦尔的特殊性。他仅通过他人的反射而被看见，对每个人意义不同。他被人物们树立为意义的担保，但Lucenti认为，他是一个“对中心的戏仿”。他不是意义的“缺席的中心”，而是一面空白的镜子，每个角色试图通过它擦除自己的缺席。他的死亡因此是彻底的断裂，因为他代表了无法被解释的东西。作为死者，波西瓦尔是那堵“小小的观测仪器被拆散”的墙。最终，死亡本身就是阻挡一切回归本源之路的东西，是那个“空白而残忍的面孔”。Lucenti指出，内维尔对伯纳德那些无法结尾的叙事的抱怨——“我们的朋友无法完成他们的故事”——道出了关键：那个我们无法“阅读”或叙述的，就是那个语言序列中止于沉默的“骇人时刻”。小说以伯纳德面对死亡时最后一句未完成的发问“我不知该叫死亡什么名字”结束，这表明叙事本身就是迎向这无法被命名之物的排列。

论文的意义与价值 本文的学术价值在于，它系统地以“延异”、他性和语言物质性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对《海浪》的人物塑造和叙事结构进行了细读。Lucenti将尼采、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与伍尔夫研究深度结合，强有力地论证了伍尔夫小说中的主体并非本质的实体，而是在语言和关系中动态生成又不断消解的“幻象”。她对六个人物的分析，不仅揭示了其个人困境，更阐明了自我构建的普遍悖论：任何一种试图锚定身份的“投资”——传统、他者、身体、自然、甚至模仿——最终都会被其依赖的“差异”所颠覆。文章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将小说的主题——主体性的脆弱——直接与语言的运作机制联系起来，尤其精彩地阐述了代词“我”的可重复性与替代性如何瓦解了任何独一无二的、稳固的自我同一性。此外，将波西瓦尔解读为“对中心的戏仿”和一面旨在擦除他人之缺席的“空白镜子”，而非简单的“缺席中心”，是一个精到且具有原创性的观点。这使读者深刻理解到，《海浪》并非在哀叹某种本质自我的丧失，而是在揭露“本质自我”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种为了抵御虚无和死亡而编织的必要虚构。最终，论文指出伍尔夫呈现的是一种“伦理的主体”，它拒绝自满于完整和自主的幻象，而是勇敢地每日“打碎美”并不断重新开始，这为理解伍尔夫的现代主义审美和人文关怀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