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的Zixuan Wu和Yuxia Wang*（通讯作者）共同完成的研究论文《The roles of social status information in irony comprehension: an eye-tracking study》于2022年9月6日发表于学术期刊《Frontiers in Psychology》。本研究旨在探讨社会地位信息如何影响汉语母语者对反语（irony）的在线理解过程。在语言学与心理学的交叉领域，特别是语言科学中，反语理解的心理认知机制一直是研究热点。传统理论模型，如标准语用观（standard pragmatic view）、直接通达观（direct access view）、级突显假说（gradient salience hypothesis），主要关注上下文与字面意义之间的不一致性如何引导反语解读。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社会文化因素等语境之外的线索同样制约着反语的理解。其中，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被认为会影响反语的得体性与感知。先前研究多采用离线方法（如问卷调查、等级评分），发现反语用于上级比用于下级更不恰当、更具冒犯性。然而，社会地位信息在反语实时加工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时间窗及其与个体差异的交互，尚不清楚。因此，本研究借助眼动追踪（eye-tracking）技术，试图揭示社会地位信息在汉语反语在线理解中的动态作用，并检验不同的反语加工理论模型（特别是约束满足模型 constraint-satisfaction model）的预测，同时考察个体社交技能（social skill）差异对上述过程的影响。
本研究的工作流程细致严谨，主要包括材料设计与验证、被试招募、眼动实验实施、数据采集与分析，以及个体差异测量几个核心步骤。
首先，研究者设计了32组关键实验材料。每组材料遵循六小句结构：第一句介绍背景；第二、三句通过数值对比创设积极（字面语境）或消极（反语语境）的预期；第四句明确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关系，操纵“高对低”（上级对下级说话）或“低对高”（下级对上级说话）两种状态；第五句是说话者做出的字面为正面评价的陈述句，该句在积极语境下被解读为字面赞扬，在消极语境下被解读为反语批评；第六句为态度中性的溢出区（spill-over region）句子。这样就构成了一个2（字面性：字面 vs. 反语）× 2（地位：高对低 vs. 低对高）的被试内设计。为确保材料的有效性，研究者进行了两项前测：社会地位验证测试（12名参与者）确认了被试能准确识别预设的社会地位高低；熟悉度、流畅度和合理性评分（另12名参与者）确保了材料的可接受性。所有关键材料被平衡分配到四个列表，每个列表还加入了70个结构类似的填充材料（包括评价性、情景性、标量性、安慰性、不满性等不同类型），以降低被试对实验模式的预期。
其次，研究招募了36名（14男，22女）上海交通大学的汉语母语者作为被试，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语言或听力障碍。每位被试在隔音室内单独接受实验。
第三，实验采用SR Eyelink 1000眼动仪进行记录，采样率为1000 Hz。实验开始前进行9点校准。在每次试次中，屏幕左侧出现注视点，被试注视后呈现阅读材料。材料以宋体26号字呈现，字符间距为三倍。被试按照正常速度阅读，读完按空格键，随后回答一个基于材料内容的“是/否”理解性问题以保持注意力。所有试次（32个关键项+70个填充项）以伪随机顺序呈现。被试整体回答准确率高达94.93%，表明他们认真参与了实验。
第四，数据分析聚焦于两个目标区域：关键区（critical region，即第五句中消除歧义的部分）和溢出区（spill-over region，即第六句的前五个字）。对每个区域计算了四个眼动指标：首次注视时间（first fixation duration）、凝视时间（gaze duration）、回扫路径时间（regression path duration）和总阅读时间（total reading time）。这些指标分别反映了早期词汇识别、早期加工、后期整合加工和整体加工难度。数据处理包括剔除异常短或长的注视点、合并相邻短注视点、对数转换数据以符合正态分布、以及剔除标准化残差过大的数据点等步骤。
第五，统计分析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linear mixed effects models）。首先分析了字面性和社会地位的主效应及交互作用。随后，为考察个体差异，研究采用了Baron-Cohen等人的自闭光谱商数（AQ）量表中的社交技能子量表（social skill subscale）。被试在眼动实验后在线完成了该子量表（共10个项目，分数越高表示社交技能越弱）。数据分析还效仿Spotorno和Noveck (2014)的做法，将整个实验的试次按呈现顺序分成前、后两半，以检验随着实验推进，加工模式是否发生变化。最后，为控制多重比较可能带来的I类错误，研究还报告了经过邦弗朗尼（Bonferroni）校正后的结果。
本研究的主要结果揭示了字面性效应与社会地位效应在时间进程上的分离，并提示了社交技能的潜在调节作用。
首先，在关键区，字面性效应非常显著且出现早、持续久。与字面陈述相比，反语陈述在所有四个眼动指标上均需要更长的阅读时间（例如，总阅读时间：字面377毫秒 vs. 反语439毫秒）。这表明反语的理解确实比字面语更耗费认知努力，并且这种加工困难在词汇识别的早期阶段（首次注视时间、凝视时间）就已出现，在后期整合阶段（回扫路径时间）依然存在。这一结果支持了约束满足模型的预测，即上下文约束（此处为语境与字面义的负向不一致）在加工早期即发挥作用。它不符合直接通达观（预测反语与字面语加工无差异），也与标准语用观（预测先完全加工字面义，再额外努力推导反语义）不完全一致，因为困难出现得太早。
其次，社会地位效应主要在溢出区显现，并且与字面性存在交互作用。具体而言，在回扫路径时间上，字面性与地位的交互作用显著。事后比较发现，仅在反语条件下，地位效应显著：“低对高”方向的反语（下级对上级说反语）比“高对低”方向（上级对下级说反语）需要更长的阅读时间（低对高947毫秒 vs. 高对低683毫秒）。而在字面条件下，两种地位方向的阅读时间没有显著差异。在溢出区的总阅读时间上，也发现了显著的地位主效应，即指向高地位者的陈述（无论是字面还是反语）总加工时间更长。这些结果表明，社会地位信息的加工出现在反语性质被确定之后。读者先基于上下文判断出话语是反语，随后在整合阶段，才将社会地位关系纳入考量，评估反语在这种不平等关系中的得体性。当反语违反社会规范（用于上级）时，会引发更大的整合困难，表现为更长的回扫路径时间。而对于字面赞扬，社会地位信息的影响不大，这可能因为在汉语文化中，赞扬本身在不同地位关系中的使用频率虽有差异，但总体上都是被接受的。
第三，关于个体社交技能的影响，分析发现，社交技能与字面性之间的交互作用在所有分析中均不显著，这与Spotorno和Noveck (2014)的发现不同。然而，在专门针对反语条件内部的分析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交互：在实验后半段的关键区总阅读时间上，社交技能与地位信息存在显著交互。具体表现为，在加工“高对低”方向的反语（上级批评下级）时，社交技能较高的读者（AQ分数较低）比社交技能较低的读者需要更长的阅读时间。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中文文化中，上级对下级使用间接批评（包括反语）是一种常见且顾及“面子”的沟通方式。社交技能高的人可能对这种情境下的微妙意图更敏感，思考更多，因而加工时间更长。而对于“低对高”这种违反常规的反语，无论社交技能高低，读者都普遍感到意外和难以处理。不过，在进行了严格的邦弗朗尼校正后，这一交互效应不再显著，因此需要谨慎看待。
基于以上结果，本研究得出结论：在汉语反语的在线理解过程中，存在一个分层级的加工时间窗。字面性（即语境与字面义的冲突）作为最强的约束线索，其效应最早出现并持续存在，导致反语的整体加工比字面语更费力。社会地位信息作为社会规范线索，其效应紧随其后，主要在后期整合阶段发挥作用，表现为对违反地位规范（下级对上级说反语）的反语加工更加困难。这支持了约束满足模型的基本框架，但同时也表明不同约束线索的预测权重（predictive weight）和生效时间可能存在差异。此外，个体社交技能的差异可能微妙地影响人们对特定社会情境下反语的感知和加工深度，这提示未来的反语加工模型需要进一步考虑个体变异性。
本研究的亮点在于：第一，方法创新性：首次结合眼动追踪技术，精细刻画了社会地位信息影响汉语反语理解的具体时间进程，弥补了以往离线研究的不足，为反语的社会认知加工研究提供了动态的实证证据。第二，理论贡献：研究结果通过展示字面性效应与社会地位效应在时间上的分离，既支持了约束满足模型的多元线索并行加工思想，又对其进行了细化，提示不同线索的加工可能存在先后顺序和权重差异，推动了理论的深化。第三，文化特异性与普适性探讨：研究立足于重视社会地位与礼貌的汉语文化，使用了符合中文表达习惯的实验材料，其发现（如地位效应）与在波兰语、日语等文化中的研究有相似之处，暗示了社会地位规范影响反语感知可能具有一定的文化普适性。第四，多变量考察：研究不仅关注了语境和社会线索，还将个体社交技能这一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尝试探讨个体差异如何调节社会信息的加工，增加了研究的深度和生态效度。尽管个体差异的发现需要进一步验证，但这种研究思路具有启发性。
这项研究通过精密的实验设计，揭示了社会认知因素在语言实时理解中的复杂作用，强调了将社会规范、个体差异与经典语言加工模型相结合的重要性，为后续探究其他社会因素（如亲疏关系、性别等）在非字面语言理解中的作用提供了方法论范例和理论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