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档属于类型b(科学论文,但非单一原创研究报告,属于理论框架构建与国际比较分析类论文)。以下为针对该论文的学术报告:
作者及机构
本文由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的王希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与杨先明(教授、博士生导师)合作完成,发表于《上海经济研究》2024年第1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双重资本深化的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路径研究”(批准号:20CJL02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论文主题
论文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结构变迁特征与推进路径”为核心,通过构建“结构转型-技术赶超”二维分析框架,结合国际比较(前沿国家、赶超成功国家、赶超失败国家及发展中大国),探讨中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独特性与未来路径。
论文提出,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本质是“结构转型”与“技术赶超”的协同演进。
- 结构转型(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指要素从传统部门(如农业)向现代部门(工业、服务业)的再配置,是现代化的过程条件。经典理论如刘易斯二元模型、配第-克拉克定律均支持这一观点。
- 技术赶超(Technological Catch-up):指产业部门技术水平向世界前沿收敛,是现代化的机制条件。作者引用Lavopa和Szirmai(2018)的“结构现代化”概念,强调技术差距缩小对跨越“发展陷阱”的决定性作用。
- 模型支持:作者拓展罗德里克(2014)模型,构建动态方程(公式1-5),证明经济发展由(a)工业部门现代化、(b)服务业部门现代化、(c)国家基础能力三部分驱动,其中(a)(b)部分体现“结构-技术”融合机制。
意义:该框架为后发国家现代化路径提供了理论基准,避免仅关注结构转型而忽视技术升级的片面性。
通过对比英国、法国(前沿国家)、日本、韩国(赶超成功国家)、巴西、墨西哥(赶超失败国家)的产业结构演进数据(1950-2019年),发现关键差异:
- 赶超成功国家(日韩):
- 工业主导:工业化进程充分,工业技术赶超指数持续上升(日本从0.24升至0.88,韩国从0.08升至0.55)。
- 去工业化缓慢:日本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后缓慢下降,韩国工业增加值占比甚至持续上升。
- 赶超失败国家(巴西、墨西哥):
- 过早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工业技术赶超指数停滞或下降(墨西哥工业技术指数从0.45降至0.16),服务业低效扩张。
- 前沿国家(英法):
- 服务化明显:服务业占比超70%,但技术赶超未停滞(英国服务业技术指数从0.57升至0.70)。
结论:成功赶超需满足“结构转型+技术持续赶超”双条件,否则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比较中印两大发展中大国(1980-2019年):
- 中国:
- 工业主导:工业技术赶超指数显著提升(0.017→0.14),制造业占GDP比重达26.8%(2019年),货物出口占比16.7%。
- 过早去工业化风险:2012年后工业就业占比下降,但增加值占比仍高于印度(39% vs. 27.2%)。
- 印度:
- 服务主导:服务业技术赶超指数上升(0.022→0.077),服务出口占比7.9%(中国仅1.8%),但工业技术停滞(0.030→0.039)。
启示:中国需警惕“过早去工业化”,而印度需解决工业技术停滞问题。
基于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作者提出双重路径:
- 遵循共性规律:
- 强化“技术赶超”核心地位,推动工业部门向高端制造升级(如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 提升服务业技术含量(如数字技术应用),避免低效服务蔓延。
- 推动农业现代化,使其具备收益递增属性。
- 发挥中国特色优势:
- 超大规模市场:通过内需潜力促进分工深化与技术创新。
- 全产业链韧性:减少对全球价值链的依附,培育自主核心技术(如突破“卡脖子”技术)。
风险警示:需防范脱实向虚、低端锁定、产业安全等风险。
亮点:
- 首次将“技术赶超”指标(部门劳动生产率/美国对应部门)量化并用于跨国比较。
- 提出中国“工业主导+服务协同”模式的特殊性,区别于印度服务主导路径。
(注:全文约2000字,符合要求。)